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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医患关系日益紧张，医疗纠纷也逐渐增多。然而，有关医患关系特别是医疗纠纷社会学意义上的研究却非常少见。反倒是执业医生、管理学家、伦理学家、心理学家、人文学者、法律专家甚至经济学家发表了不少看法。虽然这些讨论为我们认识、理解医患关系和医疗纠纷提供了多元化的想象空间，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抽象的道德层面或者宏观的论说视角，而无视社会文化因素、具体情境以及特定场域的重要影响，那么这样的研究难免就会陷入谴责社会价值沦丧、注重调查患者满意度、强调医患沟通技巧之类的讨论中，而难以进一步拓展、深化和提升。同时，双方协商解决的方式不仅在医疗纠纷最终解决中占据主导位置，而且相对于行政调解和民事诉讼而言，它为医患双方预置了较大的行动选择空间，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本土社会文化因素，从中可以发掘一些社会隐秘知识。考虑到研究对象、分析视角以及客观条件的要求和限制，本文主要采用“质的研究方法”和“过程--事件分析”策略，具体资料的收集则应用深度访谈和非参与性观察等方法。在皖西L医院一起医疗纠纷事件的具体协商处理过程中，展开对医患双方的行动分析。这种行动分析遵循实践的逻辑，注重对行动所赖以发生的情境背景、现实场域以及行动具体运作机制的探讨，侧重从动态角度展示出复杂而微妙的社会行动世界。
研究结果表明：一起医疗纠纷的协商解决往往是医方和患方之间在“私了场”中进行策略性互动的交往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患方秉承的是小事闹大的行动逻辑；医方践行的则是大事化小的行动逻辑。这样的行动逻辑是由医疗纠纷“私了场”特征决定的。医疗纠纷“私了场”是医患双方在医疗纠纷协商处理过程中所处的不同位置关系而构成的一个社会空间。它是知识、权力、情理与关系展示的舞台，并与医疗场和情理场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医疗纠纷“私了场”中，患方通过“说”、“闹”和“缠”的“问题化”技术以及“找记者”的潜在压力策略，将原本自然存在的“小事”闹成了医院领导重视的“大事”，并期望医方在情理场中息事宁人。医方则通过“家属学校”、求助110民警等一系列“去问题化”的技术，逐步消解患方所“问题化”出来的“大事”，最终在情境争夺过程中将患方重新拉入医疗场以达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目标。这种由“小”到“大”，冉由“大”到“小”的过程，虽然类似一个简单的循环往复，但是在一起医疗纠纷协商处理中，能够完成此过程，通常是医患双方在权力实践中平衡、调和“态度妥协”和“策略较量”两者之间关系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