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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传媒管理的历史流变入手，结合媒介规范理论，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涉外传媒政策演变的背景、过程和原因。文章根据媒体类型叙述了涉外传媒在中国媒体市场的构成状况和它们的运营方式并略述了他们与媒体政策改变的关系;由于有关广电的法规变化比较频繁，文章将近年来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规定分为5个类别，并以此为例对相关涉外传媒政策进行了文本解读。文章认为现在的涉外传媒法规规范对象的定义或范围更加明确、清晰;政策的可操作性更强;“以我为主”、“中央集权”的趋势益发明显;禁止性、规定性条文显著增加以及扶持、促进中国传媒产业的意图更加明显。为了在中国市场获得更好的回报，涉外传媒会主动进行自我查禁，它们的政府公关行为的主动权也被掌握在中国政府一方，即使在加入WTO以后，中国利用5年保护期培育和发展国内媒体市场，调整媒体政策，使涉外传媒并没有可能依靠政策的变化占据有利地位。文章最后对改革开放以来媒介政策调整和国际国内环境变化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简要分析，认为涉外传媒政策的变化体现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变化和政府部门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中国政府“积极应对、以我为主”的管理方式使涉外传媒政策变化的主导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