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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06年11月中国银行业的全面对外开放，中国已经进入后WTO时代，未来的金融业的运行将处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而银行业作为金融业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对金融体系的稳定乃至实体经济的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现存的种种弊端势必使得中资银行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下风，银行业的改革迫在眉睫，随着2003年银监会颁布《境外金融机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从政策层面确立了战略引资作为银行股权改革的重要手段。因此，在新的开放环境下，银行应该如何引入外资战略投资者，监管层如何制定政策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正是在此背景下，对外资战略投资者的进入进行了全景式的分析，从而做出科学合理的推断，进而在填补相关理论空白的同时也为中国银行业的改革提供可依据的政策建议。
首先我们构建了经济开放度指标来度量外资战略投资者的进入动因，结果显示，外资战略投资者在选择进入方式时，如果选择以开设分支行的形式进入，他们将更关心目标地区的服务开放度与文化开放度；如果选择以参股的形式进入中国银行业，则他们比较关心目标地区潜在的投资机会与金融政策的开放情况。因此，2003年后的政策开闸与中国银行业的潜在发展能力是外资战略投资者纷纷参与中国银行业的主要原因。
其次，在关于外资战略投资者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分析中，我们发现，外资持股比例与银行盈利能力(ROA、ROE)之间呈现“U型”关系，说明外资战略投资者的进入并不一定改善参股银行的当期业绩。通过委托一代理模型，我们认为双方股东的“磨合效应”是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实证结果显示磨合期一般为两到三年，即两年后外资战略投资者才能真正对银行绩效产生单调影响。以2006年银行业0.98％的ROA水平为标准，外资战略投资者股份10％的增加会对滞后两年和三年的ROA水平产生21％和23.4％的正向影响，同时也说明滞后期越长，协同效应越明显。
最后，本文对银行股权的合理定价问题和金融危机下外资的“回流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我们在传统定价模型中引入了制度变革的因素，在考察这一因素的影响后，我们认为即便是争议最大的建设银行转让价格也仅存在约21％的折价，综合考虑当时的历史原因和其他行业情况(中国石化13％折价、双汇集团45％折价、华新水泥53％折价)，我们认为这一折价水平是可以接受的。面对外资的回流，我们认为战略投资者的撤资对中国银行业的整体运行影响不大，从资产规模、市场股价反应和业务影响方面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因此，面对外资战略投资者的部分回流，我们应该积极应对，不人为设计新的障碍阻止正常的市场行为，同时鼓励中资机构“抄底接盘”，并把握机遇实施“走出去”战略。
本文的研究对于银行业改革的相关理论和中国银行业引资实践都具有一定的意义。从研究问题看，全景式的分析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的空白，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借鉴；从研究方法的应用上，量化的动因分析与引入二次项的面板数据分析在国内是一个尝试；从所取得的结果看，外资与民营“哑铃式”引资结构、“U型”股权-绩效关系与“磨合期”的提出都为正确认识中国银行业引入外资战略投资者提供了比较有价值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