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持续高速增长,也出现了收入不均等急剧上升的局面。居高不下的收入差距已成为被广泛关注的经济社会难题。采取积极措施,制定有效政策,遏制和逐步缩小收入差距,更是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本文通过对典型转轨国家经济转轨过程中收入不均等变化的对比和对中国收入不均等变化的深入分析,认为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是经济转轨国家转轨过程中收入不均等变化的普遍特征,而人力资本市场化和物质资本私有化是转轨国家转轨过程中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区域经济不平衡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中国经济转轨过程带来的收入不均等的恶化程度是高于其他转轨国家,将中国经济转轨期间的收入不均等程度上升主要归因于经济增长(根据传统的库兹涅茨曲线理论)是缺乏现实支持的。本文还深入阐述了经济转轨同时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宪政保障和民主权利的提升,导致公民实现其权利意志的权力途径的缺失,才是中国收入不均等特殊变化的根本性原因,并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 本文说明了,在考虑收入不均等对社会福利影响的情况下,中国在转轨过程中,1/4左右的经济增长并未带来明显的福利增进,中国在转轨过程中的福利增进仅处于转轨国家中的中游水平。同时,中国这种基于权利不平等基础上的收入不均等缺乏内在收敛机制,将造成低收入群体共容利益的丧失,从而影响着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潜力。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长期内,我国要从根源上促进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只有进行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公民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机制的建设,要建立制度化的、充分表达社会各个阶层利益和意愿的机制,使公民主权获得被妥善安顿的现实政治空间,使公民意志得以自由有效地体现,使公民意志决定公权的行使。短期内,可以从调节竞争主体的起点权利不平等、竞争过程中的权利不平等,和收入差距产生后的基本保障权利不平等的角度,采取一些有效措施遏制收入不均等程度的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