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资产总量持续增长、金融产品不断丰富，所以居民的金融资产配置选择行为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在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许多学者将资产配置选择行为当成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而不仅仅将其单纯的都看作一种收入行为或者消费行为。 到目前为止，国外学者对家庭资产组合的问题已经进行过很多研究，早期主要是以市场相关的外部因素出发进行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Markowitz(1952)的均值方差模型、Tobin(1958)的两基金分离定理和Sharpe(1964)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他们认为，居民家庭的资产应该按一定的比例投资于所有的风险性资产中，并且对风险性资产的选择是相同的，但可以根据自己对风险的不同偏好程度而对资产在“安全”资产和风险资产组合之间进行不同的组合。 然而，这些模型在解释家庭资产配置过程中，只是局限的考虑了短期内的资产配置情况，并没有考虑长期内的资产配置、没有考虑每个投资主体本身的内在区别，对每个投资主体所拥有资产的组成部分不够重视，而实际生活中，每个投资主体面临的风险程度、种类都是不同的。 为了消除长期情况下人们改变其投资意愿的影响，Samuelson(1969)和Merton(1969，1971)在对资产配置问题的研究中，引入跨期投资的理念(Merton最早开始在跨期投资问题上进行过研究)。跨期投资模型主要有考虑消费因素的、弹性劳动供给和收入因素三大类。此后，国外学者研究资产配置问题时一般都会把跨期的情况考虑进去，与此同时，还从交易成本、汇率波动、通货膨胀、利率调整、资本市场价格波动等其他市场角度出发进行过研究。 随着资产配置问题的研究深入，现在国外学者更多的是从内部因素出发，考察和解释居民的资产配置行为。这些内部因素包括财富收入，人口统计特征中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职业、年龄、家庭情况、预防性动机(precautionary motive)、遗赠动机(bequest motive)等。 由于我国学者在资产配置选择行为的研究起步较晚，而且许多国内学者都是从定性分析和描述为主，定量分析的文献并不多。所以，本文要做的工作主要是以国外文献的定量分析方法为主，再结合国内学者在资产配置选择行为领域的研究成果，就财富、劳动收入、人口统计特征（年龄、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性别）等因素对居民的资产组合选择是否有影响进行分析并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首先，本文将采用200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预调查问卷》(CHARLS)中的2685个微观数据，该问卷针对的是年龄大于或等于45周岁的农村和城镇人口。这次该问卷的调查范围包括浙江和甘肃两省，其中涉及16个市/区48个县/村。通过筛选整理数据，将居民的资产大致分为四类，即现金、金融资产、实物资产和房产资产。对于现金，主要包括居民应付经常性收支而持有的货币和现金储蓄;金融资产，主要包括储蓄、股票、基金、国库券、债券、借出款等;实物资产主要是包括家用耐用产品、拍卖品、生产经营设备和其他贵重实物等。 其次，对相关的概念和变量进行详细的界定和解释说明，以及对整理好的数据进行系统的描述性分析，从而更直观的观察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各个区域的各类人群在投资理财方面的区别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分析影响居民参与投资金融资产概率的因素，并对居民就各类资产参与投资的深度（即各类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实证分析中，对于居民参与投资的可能性，我们采用的模型是现在国内外普遍适用的PROBIT模型，而为了进一步检验PROBIT模型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还会采用LOGIT模型并将其结果进行对比;对于居民投资的深度（即各类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我们会用TOBIT模型进行分析。 最后，从各个实证模型的回归结果看，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对金融资产投资概率产生影响;性别、健康状况、养老保险、养老偏好、资产和收入对其虽然存在不同方向的影响，但效果都显著;而单身情况、子女个数、医疗保险、省份（即居住地）对被解释变量没有显著的影响。 在对投资深度的研究方面，金融资产和房地产在持有比例上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并且这两类资产相对于其他两类资产的持有比例，会因居民人口特征（年龄、子女个数、健康状况、养老保险、居住地等）的不同而有着更为明显的不同。人口统计特征对实物资产比例并无太大的影响，对该类有着显著影响的因素只有养老偏好、居住区域、财富和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