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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会计监管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即一方面世界经济快速发展、全球化浪潮持续高涨，另一方面国家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转变政府职能、依法行政等实践活动正如火如荼地发展。会计监管之于我国本来就是新的课题，加上环境变化、业务创新，研究并完善监管制度的要求日益迫切。
本文分为六章，重点讨论两个问题：第一，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第二，政府如何实施会计监管。通过逻辑分析和实证对比提出了构建“政府主导型会计监管模式”的政策建议。文章结构和主要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是会计监管的现状与问题。本章首先剖析了会计监管的三种概念，认为会计监管作为一种管理活动，应该以行动目标作为界定什么是会计监管的标准，即只有以建立和维护会计工作秩序为目标的监管活动才属于会计监管的范畴。对会计监管定义和构成要素的分析为本文确定了理论研究的空间范围。本文认为，我国会计工作秩序混乱的现象还比较常见，其直接原因是政府会计监管乏力；而监管乏力也只是表面现象，深层次的问题主要有监管制度稀缺、责权利不对等、监管体制不明确、政府监管决心不坚定、监管手段相对落后等。
第二章是关于政府和政府行为的基本理论。文章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描述了政府和政府行为的特征，认为政府应该代表社会公共利益、采取专门的组织形式、拥有国家强制力和特定的政治理想。然后从公共经济学、法学、组织行为学等不同角度分析政府和政府行为。有人将公共经济学理论引入会计监管领域，认为会计信息是公共产品。本文对此进行了批驳，认为会计工作环境和秩序才是真正的公共产品、才真正需要政府干预。运用法学理论分析政府行为，认为政府与市场分别代表约定正义和自然正义，政府对会计活动的干预实质是公权对私权的干预；一个合法的政府通过法定方式对市场活动、会计工作进行的各种干预都是合法有效的，不存在对错的评判问题。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看，政府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其行为取决于组织中的决策者、执行者以及组织自身的目标等因素，这对于解决传统理论研究中把政府决策过程作为“黑箱”处理的问题提供了启示，即研究政府行为首先应该研究决策人员、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特征，同时需要考虑政府自身的政治目标；政府及其相关人员都具有一定的政治理想，而不是纯粹的“经济人”，因此从“经济人”假设推出的政府腐败、低效、最小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等结论都有明显的局限性。
第三章是关于政府干预会计现象和会计工作的理论，试图构建一套内在一致的理论，说明政府为什么要干预而不是放任、政府干预的范围是大还是小、政府干预的重点应该是完善自身行为还是推动市场机制对会计工作发挥作用等问题。文章将参与政治活动的人员称为“政治人”，他们的行为一方面受到“经济人”身份的影响表现为利己，同时也受到政治理想的影响，即“代表和维护公共利益”，表现为利他。政府行为高效的前提是将“政治人”矛盾心理纯化或者加以规范。在利他的前提下，人们的道德因素不会导致政府规模无限扩张、寻租增加、效率降低等现象。政府效率与市场效率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和产出效应；由市场的固有缺陷决定，市场效率存在某一极限值，即固有效率；假设市场达到固有效率，若政府效率提高，在替代效应和产出效应的共同作用下政府提供的产品增加(监管范围扩大)；在提供的公共产品数量一定的情况下，政府规模和效率成反向变动关系，于是随着政府效率提高，一方面规模缩小，另一方面公共产品数量增加、等公共产品线向右移动，政府规模扩大，两相结合的后果是，政府规模既有可能扩张也可能缩小，其变动方向最终取决于政府与市场的效率对比关系。因此本文得出的结论是，不管是政府效率提高还是市场效率提高，政府对会计的干预范围既可能扩张也可能缩小，进一步证明“最小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观点并不一定正确；政府应该比较自身与市场的效率高低、优先推动效率较低者完善其作用机制。
第四章是运用会计监管中的政府行为理论研究会计监管中的实务问题。前面三节分别从会计监管的行为类别，即抽象行政行为(制定规范实施监管)、具体行政行为、与会计监管相关的其他行为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其中政府实施的与会计监管相关的其它行为又包括政府自我完善行为、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行为、政府实施的与会计监管相关的市场行为。后面三节则从政府会计监管客体、对象和内容的角度进行分析，讨论了政府对会计信息、会计人员、注册会计师行业实施监管的实务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对会计信息的监管部分主要讨论了会计准则制定的原则导向、规则导向与防范造假的关系，对会计信息的日常监督检查等问题；对会计人员的监管部分重点分析了会计人员的人性特征和基于不同属性的造假行为，认为政府应该承担起改造人性、提高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的重任；对因自然属性而造假的行为从宽处理，对因社会属性而造假的行为从严打击，确定最有利于会计行业发展的责任程度，既要反对严刑酷罚，又不能纵容会计造假。针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中的问题，文章认为当前仍然有人将注册会计师视为“不吃皇粮的经济警察”，把注册会计师审计失实、偏袒委托方等行为归咎于“拿人手软”，建议改革收费制度，这是注册会计师制度建立之初的陈旧思维。换位思考得出的结论是，注册会计师出具证明文件是为上市公司服务(而不是打假)，在与上市公司关系中注册会计师应该处于优势地位。注册会计师在夹缝中生存的现状是无序竞争的恶果，归根结底是监管缺位造成的。
第五章是对会计监管中的政府行为进行比较研究，试图从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政府行为对比中发现某种规律。文章首先对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经济发展较活跃的国家在会计监管中的行为进行归纳和概括，尤其重点关注中国古代历史上政府对会计活动进行干预的行为，通过对比得出的结论有：(1)会计监管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早期国家的社会财富比较贫乏，财政资金数额相对较大、对社会影响明显，因此会计监管的内容主要是财政资金的收支核算等；随着社会进步，社会财富快速积累、对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因此会计监管内容逐步扩大到维护包括财政资金、民间经济活动在内的所有会计活动。(2)维护会计秩序的手段灵活多样。与早期国家会计监管范围狭窄相关联，政府维护财政资金会计秩序的手段包括政府审计、经济和司法监督等形式；监管范围扩大后，监管手段和监管机关职能分化，所有者的审计等不再成为监管手段。国际比较部分选择了与我国经济交往较为密切、在会计国际化进程中影响较大、社会文化传统等富有代表性的英、美、法、日四个国家进行对比，认为四国政府对会计干预的宽严程度各不相同，形成了四种监管模式，每种监管模式都与一国社会环境、文化传统、监管难度等直接相关，不能简单照抄照搬。各国会计监管机构一般是在中央政府工作部门中设置一个司局级单位。各国普遍设立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制度，也有设立会计从业资格制度的，但由政府部门开设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情况只有中国存在，其他国家一般是由非政府机构开设会计专业水平等级考试。这被视为我国政府干预过度的一个例证。
第六章是本文结论部分，讨论政府对会计监管行为的选择问题。文章首先给出了政府处理自身与市场关系、使监管行为效果最优需要遵循的原则，即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因时因地选择最合适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等。然后进一步讨论转轨时期政府对会计监管模式的选择，构造了道德影响模式和全能政府模式等两个远期监管模式，分别代表政府干预最少、政府全面干预的两个极端。本文进一步认为我国政府应该勇于承担会计监管重任，对会计工作秩序负责；在具体管理行为中可以将注册会计师行业视为一般行业进行监管，纯化注册会计师行业组织的性质(维护成员利益)，消除因行业组织双重身份带来的对监管效果的不确定影响，将会计监管的成效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