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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的意义
“政府新闻发言人”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已不算陌生,在渡过了中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漫长的萌芽期后,2003年的一场SARS终于将发言人推到了国内普通民众关注的舞台中心,民众渴望透过发言人这扇政府之窗获悉官方确切的统计数据,了解政府的相应对策和下一步方案。公共危机以其自身的特征(突发性、破坏性、不确定性、紧迫性)为发言人设下特殊的语境,而发言人的一言一辞也因公众通过媒体投射的巨大关注而被放大了。
究竟“怎么说”才能缓释舆论、疏通民意、排解矛盾、解决问题?这是很多政府新闻发言人曾经或正在思考的问题。鉴于目前制度和环境上的某些“先天”的约束,改善修辞能力可能是发言人的“化骨绵掌”,成为其发展事业最恰当的发力点和增长点。
与西方修辞学繁荣和修辞现象的洋洋大观相比,国人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有着“敏于行,讷于言”的民族性格,再加上内敛慎言的官场规则,中国社会普遍缺乏修辞性,身处“体制中”的新闻发言人也难免表现得缺乏修辞灵活度。
回顾已有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公共危机中的政府舆论引导、新闻发言人制度与推广的意义、危机机状态下实现政府、媒体、公众的良性互动等方面；即便与发言人修辞技巧相关的,也仅仅局限于劝诫发言人说实话、赏析发言人修辞实例及其中修辞格的妙用,缺乏将修辞系统科学地应用于政府新闻发言人的研究,而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切入,为修辞正名,提出修辞是政府新闻发言人全部能力中最关键的一项。
(二)研究的方法
本研究的主要方法包括文献研究、历史描述和案例评析。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第1章中公共危机的定义、特征、新闻发言人制度以及发展现状；历史描述,主要用于第1章中新闻发言人制度在美国的最早发端,及第2章中对中外古典修辞思想的回顾和梳理等；案例评析,主要出现在第3章公共危机中发言人修辞观念与策略、第4章公共危机中发言人修辞的几种常见形态,以案例引出相应的修辞策略,如瓮安事件、汶川地震、雪灾、三鹿危机、911事件等。
(三)主要研究结论
(1)改善修辞能力是政府新闻发言人发展事业最恰当的发力点、增长点。
修辞能力不仅仅是语文水平的高低,政府新闻发言人必须基于对公共危机的一定认识,调动在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心理学、语言学、修辞学、管理学领域的知识储备,并掌握一定的修辞策略和技巧,才能有效提高自身修辞能力。
(2)对现当代发言人具有借鉴意义的6字原则。
笔者通过梳理先秦诸子及其同时期的古希腊、古罗马的修辞思想,提出了与传播学三要素关联紧密的6字原则。
“诚”和“德”是对传者,即发言人自身态度、品性的要求；“宜”要求发言人必须考虑受众的心理、情感和理智需求,以受众为修辞发动力；“度”、“简”、“合”指的是修辞文本,即新闻发布的内容,构筑、确定“该说的话”以及“怎么说”。
(3)“文质并举”的动态修辞与大修辞。
笔者不赞同将修辞看作静态的语言成品,提倡从源头上动态策划修辞内容,称为修辞之“质”,并以准备一次公共危机中的新闻发布会为例再现了构思、布局、确定意核和逻辑的策划。
笔者否定了将修辞格等同于修辞的狭隘观念,提出大修辞概念,融入了人性化表达、增强可信度、应对提问技巧等修辞之“文”。
(4)公共危机中解释、道歉、问责、承诺修辞形态下的具体策略。
公共危机千头万绪,危机中的发言千差万别,笔者从不同公共危机中提炼出的4种常见修辞形态:解释、道歉、问责、承诺,通过适用情况、修辞重点、修辞策略的3层透视,并辅以近年来影响较大的公共危机实例,发现并解读新闻发言人在不同修辞形态下的具体策略。
(5)提出公共危机中政府新闻发言人的修辞培训模型。
笔者基于本文的研究成果,提出以一个修辞为中心,较为全面的24课时学习框架,虽尚需付诸实践以检验其适用性和指导性,但希望能藉此引起对培养合格的公共危机政府新闻发言人这项工作的重视,也希望能对从事政府新闻发言人培养的机构从师资配备、教材编排以及选拔合格的公共危机发言人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从而推动中国的政府新闻发言人职业群体的发展与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