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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是80年代中国新时期深受西方文学思潮影响的作家。他的文艺美学观注重表现个人艺术风格，与中国当时“文学隶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的主流意识形态迥然不同。他有意摆脱自50年代以后，长期占据中国文坛的革命文学原则，把艺术提升到第一位来看待文学问题。他发表了一些具现代主义倾向的文艺理论，并提出戏剧与小说的革新，着重於发掘新的艺术表现形式。高行健这种以“就文艺论文艺”的角度来看待文学问题的观念有一定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文坛从那种以政治为服务对象的文艺理论，转而以艺术本身为思考对象的美学理论的开始。
高行健在戏剧实践和小说创作的道路上，有一套文艺理论伴随着他。他喜欢一边创作，一边发表理论来诠释自己的作品。这种把理论与创作实践紧密结合的作法，使得高有别于同时期其他作家。他所主张的文学观首先是肯定个人的权利和价值，肯定个人的生存状况，他认为文学所以产生，纯然是为了作家精神上的自我满足，纯粹是表达作家个人艺术精神的方式，它可以只是作家的“一番观察，一种对经验的回顾，一些臆想和种种感受，某种心态的表达，兼以对思考的满足”。1
高行健追求艺术表现形式，认为形式即风格的创造，风格的独特才是真正的艺术，于是他不断地追寻文学语言的个人风格。高行健在文学语言上努力追求两个方向，就是寻找“语言的活性”和“语言的音乐性”。高行健反对运用典故和已经僵死的成语写作，以避堕入陈腔老调，丰张用活的语言来写作，认为现代人讲的口语新鲜活泼，是文学语言一个丰富的源泉。民间口头文学如相声、评弹、方言、民歌等中有灵巧的构词和复杂的句式，都能大大丰富汉语的表现力。同时高认为一部好的文学作品，不只是可供阅读，还必须经得起朗读与歌颂，所以在创作上，高行健特别重视语感音律的表现。也正是因为高行健对文学语言的韵味与节奏感的高度要求，他不满足于常规语言的叙述方式，认为常规的叙述语言无法把他的感受表达得十分真切。于是，当他在为现代小说找寻新的表述方式时，就从西方现代主义“意识流”理论对意识和潜意识的追踪以及对叙述角度的建构中获得了启发，进而发现汉语语法的独特性，提出了具有音乐感的叙述技巧“语言流”。
为了获得写作表述的绝对自由，也是为了自救，让文学得以摆脱一切加诸在文学身上政治的、社会的、伦理道德的干预和操纵、以及摆脱文学商品化的压力，高行健提出了“没有主义”、“冷的文学”，以及“流亡”等理论命题。在“没有主义”的表述中，高全盘否定一切主义，坚绝表明与所有主义画清界线的决心，不管是政治的、或文学的主义，他都一概加以拒绝而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作家；所谓“冷的文学”，就是化解文学中“文以载道”的传统功能；他更以“流亡”作为他追求一种完全自主独立的文学状态的途径，认为“我所以甘心流亡，毋需迥避，只因为寻求表述的自由。我表述，我才存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