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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责任论”的出台与兴起与特定的国际、国内背景相关。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发展有了极为明显的进步，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排名已升至全球第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在全球各发达国家的经济溃泄大潮中逆势而上，成为世界上闪亮的增长点，实力的增强使得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冷战后国际社会充斥着复杂纠结的国际纠纷，现有国际体系控制者发现新时期出现的全球性问题亟需中国的参与，例如地区敏感政治问题、全球变暖问题等，特别是在朝核问题上中国表现出来的不可替代性的作用，加之金融危机后，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支重要的调控力量，这使得一直低调参与国际社会的中国被推到了主控台前。 在“中国责任论”的形成和演化过程中，可以发现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成为一个分界点，把这个要求中国承担责任的舆论分为两个不同的趋向。金融危机前，“中国责任论”伴随着“中国威胁论”，是西方社会认识到中国实力在增强，配合遏制理论对中国有条件接纳甚至“招安”的辅助性的舆论。而金融危机后，“中国责任论”则出现了两个趋势:一是西方社会热捧中国，把中国看作等同于美国领导力的国际社会新进引领者，诸如提出“G2”“Chimerica”等新词汇;另一则是将金融危机的爆发归罪于中国，指责中国在经济甚至在政治、环保上的所谓不负责行为。这两个趋势对中国而言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甚至是超出其实力范围的责任。 中国文明自古就存在着从自己做起，“推己及人，惠及天下”的积极恢宏的责任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传统的天下观造就了中国人造福于天下的至高理想。但是同时，中国也知道力所能及，力所可及的责任承担原则。中国在客观认识自己的国际身份，发展状况基础上尽自己可能承当国内责任和应尽的国际责任，而面对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责任，则只能寄希望与未来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否则也是心余力拙，恐难起到实际的效果。所以厘清应尽责任和超出责任，是当前中国面对“中国责任论”的重要的应对环节。 中国当前首要的国际责任是发展好自己，这是对世界的贡献，也是中国未来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坚实基础。随着实力的增强，中国也面临着转变对外关系的视野和观念的任务。“韬光养晦”是长期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方针，在世界局势变动的机遇下，“有所作为”有利于中国从简单的处理对外关系向塑造责任大国的转变，这是实现我们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共同发展的和谐世界观的第一步。负责任大国的塑造需要实力，方法和策略。中国成为具有真正国际影响力的大国还面临诸多困难，国力的提升，观念的改变，国外偏见的消除，软实力的增强和传播，都需要统筹规划。 “中国责任论”由西方社会提出，尽管夹杂着的称道赞许和不良企图，对中国却正好是开拓国际关系新境界的一张请柬，且搏且行，积极应对，必将开辟出和谐世界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