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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早期东亚世界对帕累托的介绍，多半视之为法西斯主义的先知，或者用一个更形象的说法“资产阶级中的马克思”。在经历了战争浩劫后，各领域对帕累托和他的理论的主流态度更倾向于重复反法西斯的判断。在积极汲取西学养分的中国学界，也少有超越这种判断的独立看法。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于对帕氏理论进行简单化的判断，鲜有认真的重访。 本文将追随帕累托的理论，基于人类理性暗淡无光的判断，从诸种由宗教情感塑造出的幻象出发，试图揭开其背后隐藏的一般性知识。出于科学背景，自由主义发展的沃土，面对他对非理性的强调，对大众的不信任，对利益与虚伪的强调，反而偏向着保守主义的立场，在各路阵营的交锋下，帕累托冷静地看待这些你来我往的运动，抱着不感兴趣且幻灭的态度，但是对于先前的君主国家也并非抱有好感。对他来说，未来的危机渐渐迫近，他是未发现美国的托克维尔，终其一生竭尽所能在历史中翻找答案，答案好像注定难以乐观。从帕累托的行文中不难看出人文主义的影子，而作为一名科学家他又存在审慎冷静的回避或澄清的一面。本文将以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欧洲社会状况为背景，提供一个基于文本的社会理论研究。 花费十多年心力完成的千页“巨著”《普通社会学总论》是本文关注与参照的重要文本。战后这本书被一印再印，读者对于精英理论的关注超越了另外两大理论:行为理论和社会系统理论，这个兴趣点也很可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很强的关联性。对此，布拉赫尔评价“帕累托的尖刻的相对主义、他对精英人物的过分强调，以及他那带有价值随意性的权力的概念，恰好有可能被思想家用来论证变革的历史哲学及其必要性受到欢迎的理由，同时也可能成为新精英们实行其统治的合法证明。” 值得注意的是，在书中，帕累托在定义派生物、利益一系列概念时都会一再提醒读者不能过于“简单化”，以免招致无法弥补的误解。但事实并非如此，帕氏理论往往在社会学教科书中被一再简化。 雷蒙·阿隆在《社会学主要思潮》中细数了帕累托的敌手，其中政治敌手有人道主义者和衰落的资产阶级，科学敌手是对人类行为提出理性解释的哲学家和宣称证明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早已协调一致的道德学家。涂尔干称不能改善社会的社会学毫无价值;帕累托称涂尔干的命题将科学目标和社会行为目的混为一谈，前者探索真理，后者追求效用，二者并非必然统一。难道真如勒努维耶所说:世界因为缺乏对超验真理的信仰而备受折磨。当帕累托于社会研究第一步就尝试击碎幻象之时，就预兆他的命运难逃正义与道德的苛责与敌手甚至陌生人被简单化的命运？面对无法将“善的知识”与“善的行为”、“恶的知识”与“恶的行为”区分开来的读者，难道帕累托势必要承担比马基雅维里所遭受的更严重的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