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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以及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纷纷对外敞开国门,投身于国际分工体系之中,不断攀升的世界贸易与FDI金额就是最好的证明。对外开放意味着资源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最优配置,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应该是可以变得更加富有与平等,然而,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开放的利益并不是为每个人所公平分享的,不仅是国家之间,国家内部的贫富悬殊在扩大。这一现实与经典HO框架下关于贸易开放产生的收入分配效应结论相背离,使得经济学家们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尽管在针对亚洲与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结论上存在较大差异,并且开放到底是扩大还是缩小收入不平等仍然倍受争议,然而,大量的理论与实证分析表明,一国的对外开放与国内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
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不仅给中国带来了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与国民福利的提高,与此同时,代表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在不断上升。学者们纷纷从全国总体、城乡以及地区层面对收入差距与开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不同的人选取不同的样本数据和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也会有所分歧。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的双重角度来系统论证中国贸易和投资的开放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果。在分析过程中,本文构造并自行测算了多项收入差距指标和开放指标,运用多种实证模型对我国贸易和FDI影响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进行验证,并将生产者服务业FDI纳入我们的分析框架,探讨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尝试着对目前的研究进行一个补充。
具体而言,本文在第二章对我国开放以来收入差距演变的主要特征进行了分析。通过多种指标的比较和对我国收入差距结构的分析得出,目前我国的城乡间、地区间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都呈不同程度的扩大趋势。并且对传统框架下解释收入差距的原因进行了概括总结。
第三章从理论上探讨开放因素影响收入差距的具体机制。比较了传统HO框架下和存在技术进步前提下贸易对收入差距影响机制的不同。并且分析了在考虑资本跨国流动的情况下,FDI可能通过就业和产业结构、区位分布以及技术进步等渠道影响东道国的收入差距。
第四章从实证的角度探讨中国的贸易自由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首先对我国开放以来贸易自由化进程进行了回顾,然后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和Stepwise方法对中国的贸易自由化与收入不平等进行了相关性检验,并进一步分解出影响收入分配的具体贸易因素。
第五章从多重角度分析FDI对中国收入分配变化的作用效果。首先选取中国总体时间序列数据,采用Stepwise方法,检验外资进入对不同类别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接下来,为了深入研究不同行业外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作用,选择外资投向的新热点行业——生产者服务业的FDI作为主要解释因素,并基于上海1986—2007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为了使模型更接近现实,本章最后参照第四章将劳动力分为低、中、高技能三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动态面板模型估计FDI对地区内及地区间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
第六章立足于要素禀赋理论对亚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与国内收入分配进行了经验性的比较。首先分析发展中国家开放的工资效应的理论基础,然后分别对亚洲和拉美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和不平等状况进行了经验性描述,并对前人的相关实证分析进行归纳总结,最后通过一个非平衡面板模型,在将劳动力划分为低、中、高技能三类的基础上,对两地区部分国家1960-2005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是:(1)中国的贸易自由化是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因素。贸易条件在开放后的恶化趋势在SS定理作用下加剧了技能与低技能劳动者的收入不平等,而发达国家的外包行为、进口渗透带来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都是中国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出现的引起高技能劳动者需求量增加的重要原因。(2)与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相比,我国城乡之间以及城镇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受外资影响更大。生产者服务业FDI确实会扩大熟练与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差距,但它能同时通过经济增长、受教育水平、第三产业就业以及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等因素对工资差距产生间接的收缩力量。(3)外商直接投资会拉大我国各省区内部的城乡收入差距,但却可以缩小地区间的工资差距。通过对东中西三大区域FDI收入分配作用的比较发现,中部地区的省份吸引外资能够最大程度上缩小其与最高工资省份的差距。(4)亚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确实对国内收入不平等起到推动作用。目前的开放有利于中等技能劳动力相对丰裕的发展中国家,而不利于低技能劳动力相对丰裕的国家。总体的贸易依存度对拉美不平等的推动作用更大,但外资对亚洲不平等的推动作用更大；制造业出口倾向于扩大拉美国家的收入差距而缩小亚洲国家的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