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沈从文可谓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简单且又与众不同的独特存在。说他“简单”，其意指的是他的文学创作（在本文中主要是指其小说的创作），大多都是将其故土湖南湘西的人事情境作为描述的对象，将那里的性情小儿女以及其他从事各类生产劳作的凡夫俗子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常”与“变”，以及两相乘除中滋生出的所有哀乐再现出来，是一种极具“地方性”意蕴的成品文学。说他“与众不同”，其意又是指这种极具地方性意蕴的成品文学以其在文学作品形式表现和主题表现两个方面的特征对中国现代文学之形态多样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并且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化建构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说他“独特”，其意又是指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场域中乡土小说写作遭遇的尴尬境况，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其写作的被忽略与被遮蔽;以及遭遇的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对他研究的“雪藏”和八十年代后对他研究的再次“解冻”并逐步“火”与“张扬”，这种戏剧性的境遇。然而，抽丝剥茧种种对沈从文及其文学创作特别是其乡土小说写作的精要概括，其都隐含着一个鲜明的旨意:沈从文理当是一位应该被肯定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海外与国内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重新评定出现了“鲁迅第一，沈从文第二”（美·金介甫语）或“鲁迅、老舍、沈从文”（钱理群、吴晓东语）这样的全新格局，这一格局全面性地颠覆了前辈学者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一书中确定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鲁郭茅巴老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的传统座次。暂且无论这样的再次界定座次是否具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其都表明对沈从文文学创作的认识摆脱了相当长一段历史语境中政治话语对其一向排斥与挤压的负面影响，走入理性的路线之中。伴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我国思想文化研究领域出现的“文化热”探讨热潮，从文化学角度探讨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也成为一时之兴，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更成为沈从文研究中一个较为突出的方面，并延续到当下。笔者对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写作与民俗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即是此文化研究热潮影响下展开的一项具体的考察。 针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与民俗文化之间关系的考察与研究，客观地讲，这早已经不是一则新鲜的学术课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对沈从文及其创作的文学作品的研究从“雪藏”状态中被“解冻”之后，相关的单篇研究论文即已出现。但是，“出发早，并不一定意味着走得远”，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表现出了种种的不足之处:或是研究的本意重心就并不在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与民俗文化之间关联的考察上而仅仅只是在其他论题的论述中附带涉及;或是研究者对于民俗的认知观滞后，且又缺乏必要的文艺民俗学的理论素养，无形地制约着其在这一论题下的进一步展开与深化;或者是研究者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现代民俗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之间发生与发展具有的先天性结缘与互动关系，因此议论显得感性而又表面。基于此，就为笔者再次言说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与民俗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深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考虑到成就沈从文文坛声誉和奠定他文坛地位的创作主要是其乡土小说这一板块，也基于这一板块最鲜明地体现着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对于民俗的认知理念以及此民俗认知理念与其文学思想、文学创作之间的关联，所以本论文的写作即以“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写作与民俗文化”为题来具体考察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写作与民俗文化之间的关联。 中国现代民俗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相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同步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两者存在着交流与对话的内在机制;众多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家们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主要传播者和研究者;同时，中国现代民俗学在二十世纪初的最先发生也是出于深化建设中国现代文学的客观需要。沈从文在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的场域后，也曾直接感兴趣于民间歌谣的收集和整理，并在1936年成为北京大学文学院成立的民俗学研究组织“风谣学会”中的一员，种种迹象都清楚地表明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沈从文或主动或被动都与中国现代民俗学有着对话;反向而言，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研究者出于建设和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观意图动机进而从事的民俗学研究也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在诸多方面产生着影响。所以，本论文的写作即意在将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写作置于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民俗学发生与发展这一同质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并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民俗的认知观念、西方现代民俗学的认知理论以及文艺与民俗深刻结缘生成的文艺民俗学思想（民俗与作家的关系;民俗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民俗与文本的关系;民俗与特定时期文艺思潮的关系），以及结合沈从文在二十余年间写作的乡土小说文本，从多个具体的考察角度，细致地清理在“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写作与民俗文化”这一论题下可以被挖掘的一些深意，藉此补充和完善此前已有研究存在的诸多不足。 论文正文共分六章，前面冠以导论，后面缀以结语。导论撰述的主要目的在于确立“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写作与民俗文化”这一话题得以建立的学术可能性和必要性。首先梳理学界已有的他人研究成果，并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论文作一个简要的回顾，同时客观评价其体现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其次，梳理概括关于民俗在中国语境中的认知流变以及中国现代民俗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共识互动关系;最后，精要地概括沈从文乡土小说写作中的实际民俗表现。在此基础上，突出自己研究的问题意识，确定自己的基本研究思致以及基本的研究方法，揭示话题建构的学术价值。 第一章是对沈从文在其乡土小说写作中体现出的民俗审美之源起性因素的考察，这一考察意在揭示沈从文缘何会在自我乡土小说的写作中运用大量的民俗素材。通过回溯历史的情境，从文化语境——中国现代民俗学在二十世纪初的滥觞和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观念的转变、他者影响——周作人理论阐释和鲁迅创作实践的双重影响、个体体验——作家自我生命体验的本源性激发这三个向度，具体论述“民俗”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对沈从文于自我的乡土小说写作产生影响的深层原因。 第二章的内容意在考察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对于民俗的宏观认知观念，即沈从文是如何看待民俗的。对于民俗的不同性认知，必然影响着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对于民俗的不同撷取与运用，以致会形成不同的文艺民俗理念。沈从文并不是一位专业的民俗学研究者，因此在他撰写的所有文字中缺乏对于民俗认知的系统性表述;但通过对沈从文于感性的文学创作中体现出来的对于民俗认知的一些零碎的只言片语表述，仍旧可以有效地揭示出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沈从文对于民俗持有的现代性认知理念的具体内容以及体现出的文艺民俗理念。这一内容的考察与揭示，对于展开以后章节的撰述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 第三章的标题名为“民俗作为写作素材在沈从文乡土小说中的存在”，其意在考察沈从文在具体的乡土小说写作中措置民俗体现出的式样，即民俗与民俗文化在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中是如何存在的，借此来揭示并说明沈从文将民俗作为写作素材运用的独特性及其体现的作家意图，具体从三个方面论述:小说情节延展中穿插对民俗的全景化叙述;人物心理、行为形象的塑造中穿插对民俗的片段化叙述;民间文学的移植挪用。 第四章的写作承接前一章的论述，标题名为“民俗叙事在沈从文乡土小说中的建构功能”，主要意在论述沈从文于乡土小说的叙事情节中以三种存在形态式样呈现的民俗和民俗文化于小说叙事的功能，具体仍旧是从三个方面加以展开和论述:第一、人物活动或情节展开的环境及背景，第二、铺摆或推动小说情节的演进，第三、民俗风物意象化叙事承载特定的意蕴。借此三个方面来说明沈从文将民俗运用于文学创作中隐含的高度审美意图。 第五章的写作是将沈从文乡土小说写作的民俗叙事与中国现代文学国民性考察的基本主题结合起来，并通过与同时代中其它作家特别是鲁迅在其乡土小说写作中体现出的“国民性改造”思致相比较，借此说明沈从文乡土小说写作民俗叙事中彰显出的国民性考察思致在中国现代文学之“国民性”考察主题下具有的独特意义与贡献。写作首先精要梳理概括了当时代语境中对国民问题的关注思想以及对国民性的考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主题之一的发生路径，且也简要论说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旗帜和奠基人”的鲁迅在其乡土小说中对国民性问题关注的思致，藉此为突出说明沈从文对国民性的关注有别于同时代中他者的独特性思致提供一种参照的对象;其次，写作在前述内容的基础之上，通过细读沈从文写作的乡土小说文本，扎实具体地分析沈从文国民性考察体现的独特思致:“良俗/美俗”→“优根国民性”，这样的一种思致恰好与鲁迅乡土小说民俗叙事体现的“痼俗/陋俗”→“劣根国民性”的思致互为对立且又互为补充完善的两极;最后，写作也没有忽略沈从文乡土小说民俗叙事中同样存在的对劣根国民性的考察表现。 第六章的写作意在将沈从文乡土小说的民俗书写置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另一基本主题“民族国家想象”的表达之下展开论述。同“国民性改造”的基本主题一样，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也是任何一位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与发展场域的作家在写作时无法回避的时代性主题。写作的展开首先梳理了民族国家想象的问题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主题之一的发生途径，然后从“民俗书写中建构苗族的族群记忆”、“族群本位立场上的民俗书写”、“民族国家集体想象认同的崭新形象与民俗书写”三个具有呈递关系的方面，具体考察沈从文运用民俗叙事的乡土小说对于这一现代文学主题的建构。 结语综述扼要说明相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