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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Guanxi)是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用语，近年来，换个“马甲”后以Social Ties的形式被金融与会计学术界和实务界广泛关注。Burt(2016)指出，关系的运作机制本质上是以架桥(Bridges)、嵌入(Embedding)的方式整合了网络中介性(Brokerage)与网络封闭性(Closure)，进而形成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然而，深入且独到地分析关系在中国资本市场如何运行和治理的文献较少。风险投资机构（以下简称VC）作为资本市场的信息中介和投资中介，其主要作用是架起投资人与初创企业之间的信息桥梁，是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资本力量。由于面临政府干预、经济转型及官员变更等制度约束，中国风险投资机构所面临的制度环境与成熟资本市场迥异。现有西方文献从行业和企业层面研究了VC通过搜寻、尽职调查、估值、积极监督和提供增值服务降低其面临的信息不对称。与西方风险投资机构通过经济联系(economic ties)去获取资源不同（Hochberg，Lindsey和Westerfield，2015），面临政治不确定性的中国风险投资机构必须通过建立政治联系才有可能获得真实的信息，以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社会关系有助于传递专有信息、建立信任和降低履约成本(Granovetter，1985;2005)。风险投资机构为了分担风险通常以联合投资的方式投资初创企业，然而，一旦进入官员的关系网络，有政治联系的VC如何取信于其他与之联合投资但无政治联系的VC呢？本文认为，这是一个圈子内成员如何与圈子外成员进行交易的关系治理问题，也是新型政商关系在风险投资领域如何运行的一个缩影。如果有政治联系的VC与无政治联系的VC曾经在其他地区联合投资过，与官员有关系的VC就成为（市级地方政府）官员与无关系VC之间的结构洞，本文认为有关系VC通过与官员的社会关系获取信息，然后通过自己的商业关系传递信息，发挥与西方VC不一样的降低信息不对称的作用。 本文以降低政治不确定性为切入点，基于“结构洞”理论和专有投资理论，以风险投资机构为研究对象，以如何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为落脚点，对中国风险投资机构的关系运行机制（关系网络治理）进行探索。基于Cohen，Frazzini和Malloy(2008)与Hochberg，Ljungqvist和Lu(2010)的研究设计，本文首先构建了地级市官员-风险投资合伙人的社会关系网络。然后，基于上述基础数据，首先剖析了有关系的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行为;进一步分析无关系的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行为;最后检验了处于结构洞位置的有关系的风险投资机构的收益。本文的主要发现有: (1)相比于没有关系的风险投资机构而言，与地级市官员有校友关系的风险投资机构更倾向于投资官员辖区的初创企业，并且投资该地区企业的数量更多。 (2)与官员没有关系的风险投资机构在初始投资某地区时，会跟随先前有联合投资的有关系的风险投资机构去投资。 (3)这种良性互动的关系网络治理机制所带来的收益是:与官员有关系的风险投资机构成功退出的可能性更大，并且其支持的项目IPO后创新能力更强。 本文有如下四方面的贡献: (1)本文的研究拓展了社会关系方面的文献。本文发现VC作为中介者(Brokers)，在关系型交易模式下不同圈子成员之间交易中起着结构洞的作用。现有文献主要关注成员内部社会关系的作用(Cohen，Frazzini和Malloy，2008;2010)，但大多被视作一种封闭式的关系治理机制。本文所揭示的VC如何做中介的过程其实是一种开放式的关系运行机制，既包含生产功能，又包含治理功能。同时也印证了Li，Wong和Yu(2016)提出的中国上市公司利用与关系分析师(embedded intermediaries)的私人关系网络向资本市场传递难以公开披露的特质信息，进而改善了上市公司的信息环境这一特有机制。 (2)本文在研究VC投资行为时，考虑了政治因素的影响。现有的文献大都是从风险投资合伙人个人特征、风险投资合伙人与被投资企业的关系，以及风险投资与银行等其他资本市场参与者的关系等方面来研究风险投资的投资行为。本文将政治因素纳入到风险投资的投资决策中，丰富了风险投资领域的文献。 (3)本文的结论对政治联系方面的文献也有一定贡献。风险投资机构高管与政府官员的社会关系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联系，既有文献中大都通过曾经的政府任职经历构建政治联系（Fan，Wong和Zhang，2007），与官员的校友关系则是将政治联系具体到官员个体。考虑到官员作为个体的行为动机的差异，与官员个体的社会关系更容易刻画制度转型过程中政商关系圈子向商业关系圈子拓展的过程（Peng，2003;Peng和Zhou，2005）。 (4)本文的发现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更好地理解中国风险投资市场的实际运作，并更好地对其进行监管，进一步推动风险投资行业健康发展。更重要的是，本文所阐述的风险投资市场的关系网络治理机制不仅是新型政商关系的一个缩影，更是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一个例证。以中国的话语形式去表达中国风险投资机构特有运行机制的同时，也向中国乃至世界传递了这样的信心:政商关系不是贬义词，而是永远需要认真经营和有所作为的改革突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