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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后，国门洞开。但在来华的形形色色西方人中，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底层民众最强有力的冲击或许当属传教士及其所代表的基督教（尤其是新教）。传教士与农村的关系渐渐成为学界热点话题，纠正了以前过于偏重教案研究的倾向。在此背景下，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可以进一步细化为传教士书写下的中国形象。虽然已经有文章以具体某位传教士为切入点来谈其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和印象，但在追求包罗万象的同时不免失之于笼统庞杂。有鉴于此，本文尝试缩小讨论的范围，关注传教士对于底层的中国人，尤其是农民以及离开农村进入到城市底层从事各类职业的农民工的形象书写。本文研究的重点是《中国乡村生活》和《召唤》二书中传教士视野里的中国农民、农村，即这两本书中所体现的传教士书写下的中国农民、农村形象是如何的。通过分析，指出该形象是在一定的话语权力下构建的，并且反过来促进了该话语的扩散和复制，从而吸引到更多的传教士与该话语权力共谋。而且通过分析书里底层民众对待传教士的态度能够从侧面反映出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激荡风潮中农村农民的被改造是一步一步地深化，最终导致建构该形象的话语在高涨的民族主义话语反击下节节败退，甚至被新的话语权力取而代之。 明恩溥虽然表明《中国乡村生活》是严肃的著作，属于社会学研究，希冀真实重现他眼里的中国农民和农村，但该书却是以窥视猎奇的旅游者的所闻所见为素材搭建的，到处充斥着对于中国农民“奇特的”生活劳作的批判。书里所“真实重现”的农村和农民的形象是在贸易扩张，帝国扩张，基督扩张的话语作用下生成的，而他所刻意塑造的形象反过来又支持了扩张话语的不断自我繁殖复制。在这种扩张话语的影响以及在明恩溥的著作的召唤下，《召唤》里的主人公Treadup来到了中国，迫切希望拯救“苦难的”中国人。在这过程中，他对于中国下层民众的形象书写与明恩溥所代表的模板化的形象书写既有延续也有冲突。Treadup记录下的农民形象从最初的明恩溥式的负面走到既有负面也有正面，既体现了个人福音与社会福音的冲突，也从侧面反映出书里的农民农村改造话语是在明恩溥式的道德改造话语，Treadup式的社会经济改造话语之后走向了翻天覆地的阶级改造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