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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开展对外贸易中主要依据比较优势理论制定对外贸易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执行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据统计，1978年我国对外贸易额仅为206.4亿美元，2007年增长到21738.3亿美元，我国对外贸易排位从1978年的第32位跃居到2007年的第3位，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与德国的第三大贸易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拉动了我国经济增长，我国GDP总量由1978年的3624.1亿元增至2007年的246619亿元。但是，高速发展的GDP并没有带来与之相适应的职工工资水平增长，国民利益流失比较严重。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均GDP仍较低。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是，传统比较优势在减弱，贸易摩擦不断增多，整体利润水平下降，贸易竞争力降低。这些给我国对外贸易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更为严重的是，我国的贸易条件呈现出了不断恶化的趋势，使我国的对外贸易有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危险。
解释国际贸易存在和贸易利益的主导理论是比较优势理论，它分为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和现代比较优势理论。从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论到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论，再到对李嘉图体系的扩展，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所强调的比较利益结构都是建立在一国产业之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以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或成本差别作为国际贸易的原因和动力的。比较优势的贸易格局一般表现为：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或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则进口后者，出口前者。在各国都支持自由贸易的情况下，每个国家都能从贸易中获益，且一国的收益并不以他国的损失为代价，自由贸易不是零和博弈。这对于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国际贸易具有一定的解释力量。但是，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存在着局限性：无论是以劳动生产率差异为基础的相对优势理论，还是以生产要素供给为基础的资源禀赋理论，都是建立在静态分析方法之上，将复杂多变的经济情况抽象为僵化的、凝固的和一成不变的静态分析方法。其比较利益产生的前提都是各国的生产条件和供给条件不变，生产要素不能在国际间自由流动，国际贸易发生在完全竞争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条件下。在理论上，这些假定条件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现实当中具有重大的缺陷，这一系列假设抽离了现实的经济环境。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开展国际贸易，发展中国家永远只能进行劳动密集生产，出口低附加值产品，直到发达国家产业进行升级，才有可能接受从发达国家传递的落后产业。
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国家的技术差异和资源禀赋仍然主要决定了国际贸易的基本模式，但国际贸易的现实向人们展示了大量的国际贸易是在人均国民收入、劳动生产率和资源禀赋相似的国家间进行的。针对传统理论的不足，20世纪60年代以来，围绕战后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的新特点，基于对外生比较优势这一主流理论的完善和挑战，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了各种不同于传统理论的说法，来解释国际贸易现实。现代比较优势理论既从供给的角度，又从需求的角度对现代国际贸易加以解释，其核心就是比较优势的内生化，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完善和拓展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
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突破了完全竞争假设前提，具有内生的动态特征，更接近于现实世界，为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开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于发展中国家获取长期比较优势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的一个共同特征是都试图将比较优势与贸易结构内生化与动态化。然而，这些模型要么涉及面太窄而缺乏系统性，要么涉及面过于庞杂而缺乏概括性，迄今也尚未形成一个具有一致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其次，现代比较优势理论主要是在市场经济相对发达国家中形成和推广的，是以这些国家的利益为立场。其理论假定各国市场制度基本健全，从成熟的市场经济运行之角度考察国际经济和贸易，没有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看问题。对一些可能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对外贸易的线索也没有进一步研究。因而对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国家来说，缺乏针对性和适用性。
无论是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还是现代比较优势理论，均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各国应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则入国际分工，比较优势可以直接形成竞争优势并成为引发对外贸易的经济变量。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也的确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发展。但是，事实证明，虽然发展中国家获得了一定的利益，但是，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长期盲目遵从比较优势下的贸易结构使发展中国家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长期以来，在开展对外贸易中，我国主要采取比较优势的贸易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对外贸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诚然，随着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已占到了整个货物贸易出口的94.5％。但是，在制成品出口中仍然呈现出较为独特的“一高一低”（“一高”是指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过高，“一低”是指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比重偏低）特点，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仍偏低。同时，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却日渐下降，赖以生存的低成本“比较优势”越来越不能称为“优势”，贸易条件日益恶化，出口效益难以提高，有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危险，比较优势战略越来越呈现出不适性。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长期固守比较优势下的贸易结构，产品附加价值低，对外贸易处于不利地位；具体表现，为：在工业制成品出口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占了出口总值的80%以上，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加工贸易在中国出口总值中所占比重过大，在产业链中仍处于低端；货物贸易出口与服务贸易出口发展比例严重失调；外商投资企业占我国出口总额比重偏高，加剧了我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关税制度的不完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以及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法律滞后。要想解决上述问题，创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贸易理论，制定合适的贸易战略已是当务之急。
各国的比较优势是不断变化的，具有比较优势并不意味着具有竞争优势。在按照比较利益理论建立的国际分工格局中，国际贸易的主要目的是互通有无。而现代国际竞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各个国家（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内）进入国际市场有明确的占领国际市场，以获得更大的国际贸易利益的目标。上述分析已经显示出，比较优势战略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不适应性。以高技术产业为主要内容的知识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产业结构迅速知识化，并逐渐成为竞争力的标志和主要源泉。有学者认为，我国应以竞争优势理论为指导，发挥企业作为微观主体的作用。但笔者认为，由于单纯市场调节的盲目性，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市场体系的不完善性，微观企业尚未形成强大的核心竞争力，此时完全地以市场为指导并不一定会使我国跳出比较优势陷阱。为此，如果我们想要跳出过度依赖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结构的惯性思维，就要加强国家的作用，形成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自主技术创新为主线，以国家利益为导向，以人力资源培育和要素禀赋为支撑，以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为保障，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基础性作用的综合竞争优势。以综合竞争优势为指导，将本国产品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综合竞争优势，超越比较优势陷阱，促进贸易的发展。
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走“综合竞争优势”的必然性。我国特有的文化背景有助于形成综合竞争优势；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为构建综合竞争优势节约了交易成本，积极有效的宏观调控为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为构建综合竞争优势提供了很好的制度保障；通过渐进式改革，走新兴工业化的道路会使我国逐渐完成从比较优势向综合竞争优势过渡，更好地发展对外贸易。
因此，为了使我国能在将来更有效地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充分发挥国际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就必须打破传统贸易理论的束缚，超越“比较优势陷阱”。为此，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发挥传统比较优势，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大力推进技术创新，完成传统产业升级，积极构建新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我国要积极实现政府在构建综合竞争优势中的作用，加快制度创新，通过政府的制度创新，构建具有系统性和自稳定性的制度机制，并结合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大战略，使国家的综合竞争优势具有历史承接性，与时俱进性和前瞻性，通过多角度和系统性的制度安排，把我国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综合竞争优势，提高国家的综合竞争力，提升对外贸易谈判能力，掌握国际贸易话语权和主动权，保护国民利益，维护国家利益。
为此，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制定超越“比较优势陷阱”的制度安排：第一，继续发挥比较优势作用。要进一步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技术含量，加快发展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增加能源、原材料以及先进技术装备和关键零部件进口；加快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高服务贸易出口比重。第二，制定面向世界的对外贸易制度安排。实现多元化的对外投资组合，稳步推进人民币渐进升值。第三，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以确立新的主导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第四，完善市场体系建设等基础性制度安排。大力推进技术创新，确立技术发展战略。完善立法，健全各种组织制度；深化外贸体制改革；促进企业规模经营；加强行业协会建设，协调贸易发展。总之，应充分发挥政府在形成综合竞争优势中的作用，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制定合理的投资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完善基础性制度安排，保障国家利益，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综合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