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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3年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国际货币市场上出现了浮动汇率制度、固定汇率制度与中间汇率制度并存的局面。汇率作为宏观开放经济体中最基本的经济变量之一，其名义价格的波动幅度及调整频率与一国汇率制度的选择息息相关。因此，汇率制度的选择无疑是开放经济体最重要的政策抉择之一。随着经济全球化地不断推进，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金融等各领域都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些国家经济蓬勃快速发展但尚未符合发达国家的标准，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以及金融市场发展方面仍亟待完善。不成熟的金融体系下，经济危机在这些国家之间频频爆发，一些学者指出这与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同的汇率制度意味着不同程度的汇率调整幅度及调整频率，因而从不同层面造成潜在的经济脆弱性，甚至带来引发经济危机的风险，本文将从这一角度出发对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研究适合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制度。 本文在研究中首先明确了研究对象，即对新兴市场国家的范围做出界定。尽管现有各种界定方法在这一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分歧，但本文认为新兴市场国家拥有经济发展迅速但经济体制发展相对落后的共同特征，最后划分出51个广义新兴市场国家作为实证分析研究对象，以及认同度较高的19个国家作为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包含于广义新兴市场国家）用于总结经济特征和稳健性检验。通过总结比较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基础宏观经济变量平均水平，发现新兴市场国家的主要发展特点为实际经济增长迅速，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但在发展过程中极易遭受通货膨胀冲击。 接着，本文对不同汇率制度分类方法进行比较研究，选取 IMF事实分类法作为实证研究中主要的汇率制度分类方法，选取RR自然分类法及BTY回归分类法作为稳健性分析检验中的汇率制度分类方法。通过观察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制度选择的趋势，并计算汇率制度的马尔科夫概率转换矩阵，发现尽管广义新兴市场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短暂的“中间汇率制度消失”的趋势，但该趋势停止于2004年，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前后出现了选择中间汇率制的高潮，特别是汇率调节弹性较大同时允许适当政府干预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在新兴市场国家中越来越受到欢迎。 本文的主体部分讨论了汇率制度对经济脆弱性及经济危机爆发倾向性的影响，重新审查了两极论的观点，即是否极端的汇率制度（硬盯住或自由浮动）相对于中间汇率制更加适合经济体发展。本文所研究的经济脆弱性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可划分为金融脆弱性（选取银行信贷扩张以及外币借贷款作为衡量指标）和宏观基本面脆弱性（选取财政及经常项目收支、汇率偏离程度以及价格调整作为衡量指标）。在实证检验中，选择适当的回归模型，验证汇率制度是否会对上述脆弱性指标造成显著影响。主要结论为：硬盯住与软盯住汇率制度倾向于增加信用扩张与外国借债，并且会在外部失衡时进一步恶化贸易赤字，同时由于汇率调节弹性受限，容易导致实际币值高估，并引起本国价格水平的过度调整，在金融层面和宏观基本面层面都潜藏着较大的风险。经济脆弱性的不断积累逐渐形成潜在的经济危机风险，本文接下来选取了金融危机——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以及经济增长危机作为分析对象，通过受限因变量回归模型衡量汇率制度对危机爆发倾向性的影响。从结果上来看，软盯住汇率制度相较硬盯住及浮动汇率制度，显著的增加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更高，而在硬盯住汇率制度下金融危机的爆发频率更低，但这并不能说明硬盯住能够抵御危机。经济增长能更加全面地反映经济体中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检验，硬盯住汇率制度显著增加了经济增长危机倾向性，说明固定汇率制下的金融稳定只是一个假象。结合经济脆弱性与危机爆发倾向性的分析，尽管管理浮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汇率调节弹性，但对于加剧经济脆弱性以及引发经济危机的贡献相较于自由浮动汇率制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管理浮动汇率制是较合适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制度选择，是目前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 本文最后讨论了国家向理想的汇率制度进行平稳转换的经济条件。首先，国家被动地退出盯住汇率制往往会引发危机。通过在危机模型中加入汇率制度转换虚拟变量，分析退出盯住制的风险，发现退出软盯住汇率制度的举措显著地增加了货币危机以及经济增长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本文在此基础上具体研究了退出盯住的时机，即能够实现“安全”退出的经济条件，通过比较“安全”退出（未引发危机）与“不安全”退出（引发危机）的样本经济指标均值，以及检验汇率制度转换内生决定回归模型，本文认为退出盯住的时机应选在经济发展状况良好，外汇储备充足，以及存在净现金流入的时期。特别地，实现平稳退出盯住汇率制的关键在于控制经济环境中的脆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