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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奈保尔《印度三部曲》1中的锡克人形象考察奈保尔文化身份的流变。奈保尔的文化身份一直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如果要讨论他的文化身份，应该先指明我们讨论的是哪一时间范围内的奈保尔文化身份。我们以1964年奈保尔第一次踏访印度，创作<幽暗国度》为起点，以1990年奈保尔创作《百万叛变的今天》为终点，在这段时间范围里，通过析读他笔下锡克人的形象来阐明奈保尔文化身份转变的过程。
奈保尔有意通过书写锡克人形象来进一步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
根据当代形象学研究理论：作家笔下的异国异民族形象并不是真正的异国形象本身，而是作者自身的想象或所在国家“社会集体想象物”的体现。也就是说，奈保尔书写锡克人并不是为了写锡克入自身，而是借助书写锡克人来书写自我。那么，他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呢？他对锡克人形象的书写又取得了怎样的功效呢？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可以通过比较“现实中无根漂泊的锡克人形象”和“奈保尔游访印度前无根漂泊的精神境遇”，找出二者的相似点和差异之处，然后仔细研读奈保尔《印度三部曲》中的锡克人形象来加以检验。在《幽暗国度》和《受伤的文明》中，锡克人是作为个体形象出现的，而在《百万叛变的今天》中，锡克人形象表现为个体和族群并存的系列形象。作者在《幽暗国度》中所描写的锡克人形象主要体现的是锡克入与奈保尔自身境遇的相似之处，即无根漂泊的文化混血身份。而对于二者的差异，作者只是轻轻带过，作为伏笔埋设。可见，奈保尔有意识地凸显自己与锡克人的共同点而弱化两者差异。原因在于，“混血文化身份”使奈保尔产生了极大的身份焦虑，而锡克人身上也同样存在着身份焦虑问题，所以他们一相遇就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种共鸣使奈保尔有了急于表达的冲动，于是他通过书写锡克人来释放自己的身份焦虑。同时通过这种书写方式，他可以进一步完成对自身文化身份的确认。
这样一来，奈保尔与锡克人之间构成了一种相互揭示的生产性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锡克人就成了作者探寻自身文化身份的诱因或触媒，通过对这个触媒的书写，作者加快了进一步确认自身文化身份的速度。但在后两部作品中，他这种速度越来越慢，二者的关系反而越来越远，作者的文化身份也随之发生了转变，由原来的“混血文化身份”暂时转变为“西方文化身份”。
这种转变在文本中表现为奈保尔对锡克人态度的变化。
在《幽暗国度》中，作者对锡克人先是莫名地亲近，然后产生了巨大的疏离感，情感态度的起伏非常大；在《受伤的文明》中，作者也是对锡克人产生亲近之感，但这种亲近远不如《幽暗国度》中那么强烈，随后作者对锡克人的好感很快就消失了，情感起伏明显小了很多；而在《百万叛变的今天》中，作者对锡克人既无好感，也无疏离，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中立评价，完全把锡克人当作“他者”来看待。
奈保尔对锡克人态度上的变化说明了他自身思想的变化，而他自身思想的变化则显示了他文化身份的转变。也就是说，奈保尔开始对锡克人的亲近是因为他的“混血文化身份”使他找到了同类，最后他对锡克人不带感情的中立评价，则说明了“西方文化身份”占了上风。从东方与西方，自我与他者，自我与自我这三个角度可以解释奈保尔“文化身份”转变的原因。
奈保尔通过三次印度之旅，并借助对锡克人形象的书写，实现了其文化身份的转变，即从“混血文化身份”暂时转变为“西方文化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