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中国道路是对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发展的战略选择和治理模式的概括，海外学者基于不同立场、从各个研究视角对中国的治理模式和治理能力进行分析。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海外对中国道路的研究因应进入新的研究阶段，梳理和总结海外学者对中国道路的研究，尤其是分析十八大以来海外学界关注的焦点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道路”及其相关概念“北京共识”、“中国模式”是海外学者对中国治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道路是对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发展的战略选择和治理模式的概括，海外学者基于不同立场、从各个研究视角对中国的治理模式和治理能力进行分析。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海外对中国道路的研究因应进入新的研究阶段，梳理和总结海外学者对中国道路的研究，尤其是分析十八大以来海外学界关注的焦点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道路”及其相关概念“北京共识”、“中国模式”是海外学者对中国治理模式不同历史时期内的表述。随着中国的崛起与持续发展、苏东巨变及转型困境、“华盛顿共识”神话的破灭，海外学者开始尤为关注中国的治理模式。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海外中国道路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04年“北京共识”提出是海外对中国道路研究的早期探讨阶段，“北京共识”提出至十八大前为热烈讨论阶段，“中国模式”成为主流话语，十八大以来海外对中国道路的研究进入的新的阶段。海外对中国道路的研究主要围绕着以下内容展开：中国模式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的特征；中国模式的普适性；中国模式的世界影响的研究等等。十八大以来，海外对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研究聚焦于腐败的政治议题与新常态的经济议题。前者主要从对反腐新政的认识、动因、特点、成效及其前景等方面展开；后者主要从对中国新常态的认识、新常态和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经济前景的预期等方面展开。
总体而言，十八大以来海外关于中国道路的研究具有研究成果的时效性、研究视角的微观性、研究取向的实用性等特征，海外关于中国道路研究的特点和聚焦的主题对于中国完善治理体系和提高治理能力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中国在未来应加强与全球学术交流、加强中国道路国际话语体系建设、发挥中国智库国内外的影响力，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其他文献
基层人大是我国权力机关的“最后一公里”，在乡村发展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乡村振兴是我国一项非常重要的战略举措，“三治合一”作为被国家和社会所广泛认可的一种乡村治理体系，是推动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二十字方针之一“治理有效”的重要举措。在此背景下，本文对基层人大参与乡村“三治合一”治理体系中进行分析，具体而言，本文主要是按照如下思路进行论述： 第一，介绍基层人大参与乡村“三治合一”治理体系的相关概念
深圳大鹏新区成立于2011年，作为深圳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产物，成为“特区中的新区”和全市唯一不考核GDP的区。新区在管理机制上实行党政合署办公，新区各部门职能高度融合，以精简的机构、精干的人员保持着高效运转。成立以来，大鹏新区担负着市委市政府赋予“改革促发展、新区走新路”的历史重任。同时，新区充分发挥生态特区的优势，大胆探索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新制度、新体制、新机制，为深圳乃至全国的生态文明体制
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以来，“推动治理重心下移”成为政府倡导的治理手段，各地努力探索，推动服务下沉、资源下沉，取得了一定成效。我国城市治理的基层和基础在街道、社区，资源下沉也集中在街道和社区。城市基层治理中的资源，包括党委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市民等治理主体拥有的资源，是一个由多元主体构成的庞大资源体系。我们要推动多元主体进行合作，互惠互利，共建共享，以
基层公务员执行力效果的好坏，既关乎国家政令是否通畅、国家政策能否落地，又关乎人民生活是否具有幸福感、获得感，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最终评判党和政府工作是否取得成效的关键点。中山市坦洲镇作为基层政府中一个较为典型的代表，只享受乡镇行政建制，却承担了县级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在简政放权的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公务员执行力问题暴露得更加明显。研究中山市坦洲镇公务员执行力，不仅能为中山市坦洲镇找到提升执行力的方案选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公共数字文化资源供给提供了技术基础。作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任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的效能问题也逐渐成为国家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创新和实现公共文化治理目标的重点工作。2017年文化部印发《“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明确了“十三五”时期的重点任务，其中包括创新服务方式，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提升服务效能。2019年文旅部印发《公共
当前，脱贫攻坚已进入决战期，精准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职务违法甚至是职务犯罪却时常发生，对监察机关的职能履行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的行政监察对象仅限于行政系统内部工作人员，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委员会成为集独立性、集中性于一体的国家监督机关，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国家公职人员均被纳入监察范围，这同时也引发了精准扶贫监察机制的新变革。 本文基于上述改革背景，采用个案研究方法，以国家监察论和政府法治论为
基于Citespace软件以5本中国研究权威期刊为数据来源绘制知识图谱，本文发现以《中国季刊》、《当代中国》和《亚洲研究》为代表的区域研究综合型期刊，以《美国政治科学评论》、《比较政治学》、《美国社会科学评论》为代表的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国际关系领域的顶级期刊是西方关注当代中国治理问题的主流刊物；美国学者是当代中国治理研究领域的主力军，以欧博文、沈大伟、韩博天、傅士卓和黎安友等为代表的的欧美学者是西
近年来，在实现乡村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越来越多的优秀毕业生选择进入定向选调生队伍，扎根基层，在乡村工作的开展和乡村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定向选调生的工作价值观取向，对基层工作的工作期望落差和工作适应性如何直接关系其基层工作的开展，关系到基层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因此，了解定向选调生的工作价值观、对基层工作适应性以及其实际工作感受与工作期望是否存在差距的现状，进而研究工作价值观、工作期望差
我国已经进入了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阶段，探索具有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的社会化养老模式，优化养老服务的供给，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是我国的一项紧迫任务。当前，我国正努力将社会化养老领域的发展改革推向纵深，而政府部门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政府的履职情况直接影响着社会化养老服务供给的完善和创新。因此，开展社会化养老服务供给中的政府职能研究，对我国社会化养老体系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选调生制度是我国一项重要的青年干部选拔和培养制度，其注重在基层一线和困难艰苦的地方培养锻炼年轻干部的特点，对改善基层干部队伍素质、提升国家基层治理能力有重要意义。选调生对工作的投入程度直接影响基层工作的效率和质量。但由于选调生的选拔主要面向应届毕业生群体，基层事务的繁杂性和迫切性，使这些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面临着从“学生”到“社会人员”的角色转变与艰巨基层工作的双重压力，很容易出现理想与现实落差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