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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家庭，其参与金融市场以实现家庭财富增值保值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与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金融资产行为相比，中国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及其投资金融组合风险配比不合理，还存在巨大的改进空间。金融资产配置的不合理，会影响到实体经济，影响到消费，影响到居民的福祉。但中国对家庭金融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方面的探究较少，属于较新的课题，对新疆的研究成果更为缺乏。因此，本研究深入分析基于风险态度视角下新疆城镇居民金融素养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具有多方面意义。
在相关理论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首先，进行调查设计和实施，并进行描述性分析。调查结果表明新疆城镇居民整体的综合金融素养处于较低水平，主观金融素养中城镇居民的金融意识相对较高，但金融态度、金融关注度以及金融应用能力均处于较低水平；客观金融素养方面，城镇居民对信贷基础知识掌握较好，对通货膨胀的理解最差。金融素养存在地区差异和个体差异，总体来说北疆城镇居民的金融素养普遍高于南疆城镇居民。基于主观金融素养各维度的作用机理建立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表明金融意识对于主观金融素养各维度的促进作用均较强，体现了金融意识的主导作用，同时金融关注度和金融态度对金融应用能力也有着较小的正向影响效果。对新疆城镇居民风险态度的调查发现风险规避态度的居民占比最多，其次是风险中性型，风险偏好型占比最小。在家庭资产配置方面，北疆地区城镇居民家庭资产总规模高于南疆地区城镇居民，新疆城镇居民整体的家庭总资产配置多样性以及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多样性程度均较低，且北疆城镇居民家庭资产组合多样性强于南疆城镇居民，尤其是在风险性金融资产方面。从具体家庭资产分析，新疆城镇居民在非金融资产的参与率方面，房产和车辆最高，其次为金银首饰等其他非金融资产；在金融资产的参与率方面，银行存款仍是绝大多数城镇居民家庭的基本投资选择，同时对借出款的参与率也较高，然而对于其他风险性较大的股票、债券、金融衍生品等的参与率和配置深度仍最低。在城镇居民资产配置深度方面，新疆城镇居民家庭资产结构中，在整个家庭资产投资中银行存款和房产等安全性资产的配置比例仍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
在对调查结果进行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文章分别运用2SLS、OLS、IV-Probit和IV-Trobit模型，实证研究三种不同风险态度的新疆城镇居民，其金融素养水平对家庭资产配置规模、资产配置多样性、各类资产参与概率以及资产配置深度四个方面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①三种风险态度的城镇居民，其金融素养均对家庭总资产规模、金融资产规模以及风险性金融资产规模均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作用强度有所差异。②在风险中性型态度和风险偏好型态度居民中，综合金融素养的提高均能够显著增加其家庭总资产、金融资产以及风险性金融资产的配置种类，而持有风险规避型态度的居民，金融素养仅显著提高家庭总资产种类数，对金融资产和风险性金融资产种类的促进作用不显著。③持有风险规避型态度的居民，随着金融素养的提升，显著增加车辆、借出款和金融理财产品的参与概率，显著减少基金的参与概率。随着持有风险中性型态度城镇居民综合金融素养的提高，对房产、车辆等非金融资产以及银行存款、借出款、基金和金融理财产品等金融资产的参与概率均有正向促进作用，对债券资产的参与概率有着负向抑制作用。风险偏好的投资者随着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对家庭房产、银行存款、借出款、股票、基金以及金融理财产品的参与概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车辆的参与概率有负向影响。整体上随着居民对风险的喜好程度越强，居民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的参与概率的正向影响越显著。④持有风险规避型态度居民，其综合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显著增加家庭房产、车辆、银行存款以及借出款的配置深度，对家庭基金、金融理财产品和债券的配置深度有着负向抑制作用。持有风险中性型态度的居民，其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对家庭车辆、银行存款、借出款、股票和金融理财产品的配置深度的增加有着正向促进作用，对房产、基金和债券的配置深度有抑制作用。持有风险偏好型态度的居民，随着其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对家庭非金融资产中的房产、风险性金融资产中的借出款、股票、基金、金融理财产品以及债券等配置比例的增加均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对非金融资产中的车辆以及低风险性金融资产中的银行存款的配置比例有着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整体上随着城镇居民对风险喜好程度的增加，居民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的配置深度的正向影响越显著。最后，对模型从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以及解决内生性问题两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且检验结果均表明模型具有稳定性。
综上，结合文章调研结果以及实证分析，分别从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以及居民家庭三大主体提出针对性建议。政府方面，应建立有效金融教育体系，加大金融教育力度，多途径提高居民金融素养水平，同时，优化监管和金融投资环境，提高信息透明度，做好家庭投资者保护。金融机构需加强普及理财知识力度，提高居民风险识别能力，引导居民家庭合理投资，同时，加快金融创新，开发具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对于城镇居民家庭更要提高主观能动性，多渠道、全方位的提升自身金融素养，树立风险管理意识，理性选择金融产品，合理分配家庭资产，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
在相关理论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首先，进行调查设计和实施，并进行描述性分析。调查结果表明新疆城镇居民整体的综合金融素养处于较低水平，主观金融素养中城镇居民的金融意识相对较高，但金融态度、金融关注度以及金融应用能力均处于较低水平；客观金融素养方面，城镇居民对信贷基础知识掌握较好，对通货膨胀的理解最差。金融素养存在地区差异和个体差异，总体来说北疆城镇居民的金融素养普遍高于南疆城镇居民。基于主观金融素养各维度的作用机理建立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表明金融意识对于主观金融素养各维度的促进作用均较强，体现了金融意识的主导作用，同时金融关注度和金融态度对金融应用能力也有着较小的正向影响效果。对新疆城镇居民风险态度的调查发现风险规避态度的居民占比最多，其次是风险中性型，风险偏好型占比最小。在家庭资产配置方面，北疆地区城镇居民家庭资产总规模高于南疆地区城镇居民，新疆城镇居民整体的家庭总资产配置多样性以及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多样性程度均较低，且北疆城镇居民家庭资产组合多样性强于南疆城镇居民，尤其是在风险性金融资产方面。从具体家庭资产分析，新疆城镇居民在非金融资产的参与率方面，房产和车辆最高，其次为金银首饰等其他非金融资产；在金融资产的参与率方面，银行存款仍是绝大多数城镇居民家庭的基本投资选择，同时对借出款的参与率也较高，然而对于其他风险性较大的股票、债券、金融衍生品等的参与率和配置深度仍最低。在城镇居民资产配置深度方面，新疆城镇居民家庭资产结构中，在整个家庭资产投资中银行存款和房产等安全性资产的配置比例仍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
在对调查结果进行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文章分别运用2SLS、OLS、IV-Probit和IV-Trobit模型，实证研究三种不同风险态度的新疆城镇居民，其金融素养水平对家庭资产配置规模、资产配置多样性、各类资产参与概率以及资产配置深度四个方面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①三种风险态度的城镇居民，其金融素养均对家庭总资产规模、金融资产规模以及风险性金融资产规模均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作用强度有所差异。②在风险中性型态度和风险偏好型态度居民中，综合金融素养的提高均能够显著增加其家庭总资产、金融资产以及风险性金融资产的配置种类，而持有风险规避型态度的居民，金融素养仅显著提高家庭总资产种类数，对金融资产和风险性金融资产种类的促进作用不显著。③持有风险规避型态度的居民，随着金融素养的提升，显著增加车辆、借出款和金融理财产品的参与概率，显著减少基金的参与概率。随着持有风险中性型态度城镇居民综合金融素养的提高，对房产、车辆等非金融资产以及银行存款、借出款、基金和金融理财产品等金融资产的参与概率均有正向促进作用，对债券资产的参与概率有着负向抑制作用。风险偏好的投资者随着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对家庭房产、银行存款、借出款、股票、基金以及金融理财产品的参与概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车辆的参与概率有负向影响。整体上随着居民对风险的喜好程度越强，居民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的参与概率的正向影响越显著。④持有风险规避型态度居民，其综合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显著增加家庭房产、车辆、银行存款以及借出款的配置深度，对家庭基金、金融理财产品和债券的配置深度有着负向抑制作用。持有风险中性型态度的居民，其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对家庭车辆、银行存款、借出款、股票和金融理财产品的配置深度的增加有着正向促进作用，对房产、基金和债券的配置深度有抑制作用。持有风险偏好型态度的居民，随着其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对家庭非金融资产中的房产、风险性金融资产中的借出款、股票、基金、金融理财产品以及债券等配置比例的增加均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对非金融资产中的车辆以及低风险性金融资产中的银行存款的配置比例有着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整体上随着城镇居民对风险喜好程度的增加，居民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的配置深度的正向影响越显著。最后，对模型从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以及解决内生性问题两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且检验结果均表明模型具有稳定性。
综上，结合文章调研结果以及实证分析，分别从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以及居民家庭三大主体提出针对性建议。政府方面，应建立有效金融教育体系，加大金融教育力度，多途径提高居民金融素养水平，同时，优化监管和金融投资环境，提高信息透明度，做好家庭投资者保护。金融机构需加强普及理财知识力度，提高居民风险识别能力，引导居民家庭合理投资，同时，加快金融创新，开发具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对于城镇居民家庭更要提高主观能动性，多渠道、全方位的提升自身金融素养，树立风险管理意识，理性选择金融产品，合理分配家庭资产，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