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世纪90年代以后非政府组织在我国大量涌现，带来了社会生活领域的诸多变化，也直接挑战了国家的治理模式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形态，由此引发学界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其中，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成为关注的焦点。已有的相关研究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把第三部门看成一个同质性整体，缺少对具体类型的具体研究；多是静态研究，缺少历史的维度，未能从关系的实践形态来研究；多关注的是第三部门的生长空间、社会力量的增长等问题，较少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关注国家行为的逻辑等。 本文以大连草根义工组织“万里爱心会”为个案，跳出已有研究框架，探讨了第三部门与政府关系的另一个面向。研究发现，动迁办、法院、公安部门等国家权力机关在权力运作的过程中，频频求助于作为第三部门的义工组织，致使上千案件不进法院就能了结，多年官司有效解决，“钉子户”欣然动迁。文章详细地揭示了政府部门与义工组织之间活泼、热闹的互动过程，展现了彼此的行动逻辑和行动策略，并且深入分析了政府“反向依赖”草根义工组织的社会原因。文章认为，中国社会在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和激化，与此相对的则是基层执政能力和执政资源相对不足的状况；不仅如此，持续的“维稳”压力与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合法性要求的强化，使得国家不得不改变原来的治理模式，转而借助于第三方的力量，透过义工组织由激情、道义、人性关怀而产生的权威，以实现国家权力的柔性运作。我把政府这种非强制、非暴力的治理方式称之为“软权力治理”。 “软权力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政府部门工作方式向民主治理的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民众的权益，同时这种治理方式还提升了地方政府的合法性并且强化了政府的意志和利益。尽管表面看来，这似乎达成了一种“双赢”的效果，但是其中可能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还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比如，在这种治理模式下，民众的利益虽然得到了保护，但实际上获益最大的可能还是某些利益集团，而且这样一种依靠人情和个人魅力的治理在很多条件下很可能会抑制公民权利的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