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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解,分为解义类诗解和解艺类诗解,前者指的是对作者原意的阐释,后者指的是对作品艺术特色的分析,两者的共同特点是从整体上把握,与以摘句为主的、片言只语的评点有区别。
诗解盛行于明末清初,原因主要有五个:一是明末清初的时代因素。二是经、史注解方式与学者讲学方式的渗透。三是八股文兴盛的影响。四是古人求名思想的作用。五是为更好地学习作诗,尤其是为别人指示作诗门径。
诗解的形成可追溯到宋末元初。解义类诗解主要是从章句体演变而来的,最晚到元末张性的《杜律演义》就正式确立了。有些明人以为这类著作的形成是受了朱熹的影响,但这是不可信的。解艺类诗解早在元初方回的《文选颜鲍谢诗评》中就初步形成了。解艺类诗解主要受诗话、评点、公文批答和学者讲学方式的影响。由于方回的《文选颜鲍谢诗评》罕见流传,刘辰翁的评点著作对解艺类诗解的再度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直到清初,解艺类诗解才在金圣叹、徐增等人手里得到完善。
明末清初的诗解著作,流传到现在的还有二十多种,几乎全部是针对古诗和唐诗的,尤以关于杜诗的最多。这些著作或将难解的诗歌加以疏通,从而使更多的人理解;或分析诗歌的艺术特色,有不少精彩的见解,这些都促进了原作的普及。同时,这些著作也有不同程度的缺点,如误解、肤浅、词费、强词夺理、鉴赏能力不强等。这些著作的作者多半也靠各自的诗解著作而名传后世。解诗者如廖文炳、唐汝询、颜廷榘、钱龙惕、陆昆曾等人,本文对其生平作了详略不等的考证。
因为这些解诗者自幼便学习八股文,八股文对他们解说诗歌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明清两代八股文的兴盛促进了诗解的繁荣,同时也导致有些诗解著作八股文气息过于浓厚。这些诗解著作大量使用八股文术语,喜欢揣摩作者心理,模仿作者语气。以人而论,尤以金圣叹最为突出,不但他所谓的律诗的“解”来自八股文,而且他最喜欢用的插字法、插句法,也同样来自八股文。用八股文文法解说诗歌,有其新颖的一面,但也有其不合理的一面,就金圣叹、徐增等人来说,失大于得。
这些解诗者喜欢依附当时的某些诗歌流派。如唐汝询等人倾向于前后七子,依附这个流派的人是最多的。钱龙惕、卢元昌等人倾向于钱谦益,对杜甫、李商隐的诗歌阐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倾向于竟陵派的是最少的,唐汝谔的《古诗解》所受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进入清代中期以后,诗解便衰落了下来,但它在诗歌接受史及诗歌解释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否定的,对后世的影响也不小。最突出的是现代极为常见的诗歌赏析就可以追溯到诗解。其次,某些著作的体例也受到诗解的影响,如方东树的《昭昧詹言》等。最后,诗解常使用的分析手段为其他文体借用,如与常州词派就有一定的相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