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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白尼的日心说提出后在西方反响巨大，但传入中国的历程却缓慢而曲折。知识传播是极其复杂的过程，不仅仅是把一个完整的知识从某一个地方原封不动地挪到某一个地方。知识本身有自己的文化土壤，有自己的文化框架。日心说由传教士传入中国，在传播过程中，它的背景、内容、性质和功能都发生了变化。本文试图把日心说东传这一过程看作一个传播学现象来讨论，从传播学角度分析这一传播的不完整。 本文借用传播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的“5W”模式，针对传播过程的基本构成要素框架:传播者(Who)、传播内容(What)、传播渠道(in Which channel)、接受者(to Whom)以及传播效果（with What effect），分别进行了控制研究、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和效果分析，讨论日心说知识传播过程中的变异。 首先文章讨论日心说的传播者—传教士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作为彼时知识传播的垄断者，来到中国这片陌生的土地，受自身知识背景、教会禁令、新旧理论冲突、传教的实际需要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传教士对日心说在中国的传播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进而影响到中国人对日心说的接受。 然后本文结合中西文化背景讨论日心说这一理论的文化场域。在西方，日心说的提出对整个宗教思想基础和宇宙框架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但是传入中国之后，显然并没有产生这样的效果，因为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的天文学关注的焦点在于历法，宇宙观与天文实践相对剥离。 最后我们探讨传播符号的译码者、传播效果的反馈者—中国人面对知识的主动性。不同的中国学者社会地位不同、求知动机不同、治学方法不同、接触西学的途径不同、对待中西学关系的态度不同，自然而然对传教士带来的日心说这一知识解码方式不同，最后也就必然会带来不同的传播效果。 知识并不是简单的公式，它是整个文化系统中的一部分，又与其他部分紧密相连，它的改变会影响整个系统。所以说，日心说东传的不完整不是某个单方面的因素导致的，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