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正如梁启超所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是社会的缩影。曾国藩创建湘军，扑灭了太平天国的战火。时任两江与直隶总督，跃居为大清王朝两百余年汉族士人最大权贵，成为近代军阀的鼻祖。他的系列诗文再现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战争风云，其十二册之巨的奏稿为后世展示晚清高层政坛近距离全貌。文如其人，二卷家书堪称人间家教的典范，十卷书信真实描绘了曾国藩与幕僚们的交际历程，成功刻画了自己“末世扶危济难的英雄”的形象。
文学理论上，曾国藩颇有建树。在诗文鉴赏论方面，他提出“古文四象”之说，推尊“瑰玮”、“峥嵘”文章风格，崇尚“雄奇之文”的文章意境。在诗文作家论方面，他认为“为诗古文者，工夫全在诗文以外”，要求作家“读书多，积理富”，胸襟必须“到天地、位万物、育田地”，培养“倔强不驯之气”。在诗文本体论方面，曾氏要求文学作品“情”与“理”并举，创作“自然之文”。在诗文创作论方面，他注重布局谋篇，兼顾作文要素，突破桐城禁忌，吸纳百家，众体兼备，提倡摹仿，以借鉴名家的表达技巧。曾国藩为了“文治”需要，主张“道与文兼至交尽”；但他同时又强调“文”的艺术审美特征，倡导“道与文竟不能不离为二。”这种道学(理学)与文学融合与分离相矛盾的文学理论，是曾国藩作为政治家兼文学家从政与从文侧重点不同的反映。
古文创作上，曾国藩成为名副其实的桐城派“中兴之明主”。因其地位显赫，社会交往频繁，他的古文题材相当广泛。或为阵亡将领作墓志铭.或为属僚友朋赠序，或为文人墨客题辞，或为时世名家作传。他的文章师承韩愈笔法，雄奇恢弘，光明俊伟。曾氏推崇“经济之学”，主张“文不能经世者，皆无用之言”，决心“以文章报国”，其古文特色“全在气盛”，字里行间浮动着一股倔强之气势。论文由一斑以窥全豹，特精选了曾国藩六篇经典古文，重点进行微观方面探析，进而印证其古文宏观艺术特色。
诗歌创作上，曾国藩践行了宋诗派主张，拓大了同光体艺术殿堂。以太平天国起义为界，前期为创作高峰，诗风“傲兀”；后期忙于军政要务，数量大为减少，风格趋向“恬淡”。其诗歌大致有三种类型：言志诗、怨愤诗、缘情诗。曾国藩诗歌抒发了他的乱世情怀：初登仕途抱负远大，“一朝孤风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响”；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后世界依旧，“中兴”帝国的梦想破灭，“苍天可补河可塞，只有好怀不易开”；暮年功高盖世，反遭朝廷猜忌与弹劾，萌生归隐之志，“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可以说，曾氏的诗歌可以称得上咸丰、同治朝动乱时代的诗史，为中国古典诗国抹上了最后一道残红。
与桐城文派关系上，曾国藩推崇桐城诸老的文学理论，沿袭道统与文统相结合的规则，添加文学经世主张，张扬了阳刚风格，创建桐城派一个交种湘乡派，使桐城古文再度延伸半个世纪之久。曾氏师法桐城，又处处超越桐城，突破方苞反对其他文体对古文领域侵犯之禁忌，把骈文与辞赋引入创作中，作雄奇之文.在姚鼐义理、考据、辞章基础上，再添加“经济之学”构成四说理论。曾国藩种种变革，达到了“中兴桐城”之宗旨。
曾国藩文学影响深远。曾门四弟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使穷途末路的桐城末流得以短暂中兴。稍后姚永朴、姚永概扬其余波。以曾氏为中心，崛起湘乡文派，是时代使然。曾国藩溘然长逝，举国哀悼，朝廷、弟子、亲属、同僚纷纷致文，讴歌其政治与文学之不朽大业。清末出现排满浪潮，章太炎、梁启超撰文抨击曾国藩；陈独秀、钱玄同等五四斗士也纷纷对其口诛笔伐；胡适评价较为客观公正，一改他人完全否定说，以求实精神评其功过是非。时代再进一步发展，共产党的领袖们毛泽东、蔡和森等人非常推尊曾国藩，国民党领袖蒋介石亦把他视为偶像。
曾国藩无论是政治还是文学，影响了中国半个世纪甚至整整一个世纪之久。这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可谓曾公正气，充塞天地，“遗文妙墨，深播人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