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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总量巨大、经济成分多元及经济发展差异较大的国度,对经济增长及区域经济增长差异问题的研究是许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点。1978年以来中国各区域经济均实现了较快的增长,但就总体而言,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过去的30年中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观察东部浙江、中部湖北、西部陕西等省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数据资料,显现出湖北、陕西在初始发展状况和要素禀赋条件方面并不弱于甚至优于浙江,但在相同的宏观发展环境中却出现了经济增长差距逐渐加大的现象。 导致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因素很多,包括中央政府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取向因素、要素禀赋状况及要素市场因素、市场发育程度因素、外商投资影响因素、制度因素、人力资本因素等。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内生要素并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贡献已被国外经济发展所验证,且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与该国或该地区的人力资本评价指标具有明显的正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和日本的经济追赶也证明了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配置状况的关系。但初始人力资本存量优于浙江的湖北和陕西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显现出人力资本的优势,经济增长差距反而逐渐加大。抛开政策因素和物质资本投入影响,单从人力资本这一要素解释,表明仅从人力资本数量上解释经济增长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并不是有了教育就有了人力资本,在人力资本要素中一定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导致陕西和湖北在人力资本数量占优的条件下却没有形成与之匹配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探寻引致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人力资本影响要素是本文力图解决的问题。本文仅就企业家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进行探讨,以期获得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启示。 国内外关于企业家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产权、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价值计量及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定价等三个方面,而关于企业家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本文认为作为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数量和构成对于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将通过企业家人力资本的视角,结合我国体制变迁阶段的发展特征,比较我国区域间企业家人力资本构成中存在的差异。一方面,在中、西部地区仍存在数量众多的“准企业家”人力资本;另一方面,企业家精神在区域间具有一定的差异;这些要素影响着企业家人力资本创新特性的发挥,在企业生产效率、产业创新和制度创新等方面显现出差异。通过如上问题的研究来回答引致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产生的企业家人力资本因素,从而为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研究提供一种方向选择。 本文从企业家的特质出发认为企业家是在既有制度框架内使用自身的专有性人力资本创造性地应对企业经营中不确定性因素并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经营者。企业家人力资本则是企业家通过时间、货币等的投资,在承载者个体身上所体现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能力、健康等质量因素的总和。 本文区分了企业家人力资本与同质型人力资本的不同,强调了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本质特征在于创新,讨论了企业家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从微观层面而言,企业家是企业的主体,依托企业家能力和企业家精神拓展了生产可能性边界,其人力资本生产力的典型形态为边际报酬递增,而边际报酬递增是企业经济效率提升的基础;从宏观层面来看,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生产力主体,推动了理念环境创新和制度环境创新。企业家人力资本通过技术创新的引领作用提升企业效率,通过市场创新的引领作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通过制度创新的引领作用促进经济增长。此外,企业家人力资本对社会而言具有正的外部性,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本文就浙江、湖北、陕西三省间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差异进行了比较。从企业家人力资本数量、企业家人力资本构成、企业家精神等三方面进行了比对。通过三省间不同构成的企业家人力资本群体对企业效率、产业发展、制度创新等方面影响的理论分析及依据三省数据的实证解释,给出了企业家人力资本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三种可能,以此为基础给出中西部地区企业家人力资本开发、培育及构建有利于企业家人力资本创新能力发挥的制度体系的对策建议。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为理论部分。综述了引致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影响要素的理论研究现状,明确以企业家人力资本作为本文的研究视角;基于企业家的特质给出企业家、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内涵界定、与同质型人力资本的区别、企业家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重点从理论上分析企业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第四章为实证部分。应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对浙江、湖北、陕西不同构成的企业家人力资本在企业效率、产业结构升级、制度创新等方面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给出实证解释。第五章为中西部地区加强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开发、培育与构建有利于企业家人力资本创新能力发挥的制度体系,以缩小与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