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隐喻研究在东西方享有悠久的历史。然而，传统理论将隐喻仅视作一种修辞手段，其本质并未得到充分重视。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国内外学者对隐喻的研究进入了更广阔的认知范畴。隐喻不再仅被视作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借助已知事物认识未知事物的思维过程，影响着我们的说话方式和思维行为方式。人类的思维，以认知体验为基础，在本质上是隐喻的。 国内外对隐喻的翻译问题并未引起广泛的关注，大部分的研究焦点仍然集中在其修辞功能上，缺乏从认识的角度系统地探讨隐喻的翻译问题的研究。作为一种思维方式，隐喻与文化密切相关。隐喻翻译的难点在于对隐喻所反映的文化的翻译。 《红楼梦》以其包罗万象的内容，博大精深的思想，精湛完美的艺术，丰富生动的语言，代表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是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更是中国语言的百科全书。《红楼梦》的译介历史悠久，对其译本研究的历史去相对短暂。对这本巨作的翻译研究，就是对中国文化和语言的研究。对其翻译艺术的研究也将提高翻译爱好者的汉英翻译水平。 本文基于Lakoff和Johnson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试图以《红楼梦》及其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对原作中的颜色隐喻，自然隐喻和人体隐喻这三种概念隐喻进行归纳分析，选取颜色中的“红色”，自然现象中的“火，雷，秋”和人体器官的“心，舌，牙”隐喻中的典型的例子，以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和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对这三种隐喻的译本进行对比，从认知角度探讨这三种概念隐喻作为源域向其它目标域的投射过程，这些隐喻表达方式的经验基础和其在作品中的具体体现。对比《红楼梦》这一典型文学文本的两种英译版本，我们可以发现，杨宪益夫妇的翻译注重对原作的忠实，多采取异化和直译策略，以保留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体现异国风情，较好的满足了译入语读者对译文的异域性要求;而霍克斯则秉承译文应符合目的语的语言和文化规范，以读者为中心，则多采取归化和意译策略。由此提出了隐喻翻译主要是以译者的文化认知体验为基础的认知过程，同时，译者对文学作品中的文学语境、上下文语境的理解也在翻译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证明了文化因素和文学语境在隐喻翻译中的作用，即共同制约着隐喻翻译的策略和翻译结果。 本文重在对比杨译本和霍译本的翻译艺术，通过描述性方法，呈现大量的例句以显示两种译本的相似和迥异之处。同时，本文也依据自己的理解，对于两位译者的翻译策略，思想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