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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自诞生之日起,人类就在努力构建一种可控的城市秩序,以促进城市和谐、健康地发展。这种秩序在城市发展初期主要是通过宗教和政治强权的方式来确立和维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民主、自由思想的普及,城市逐渐摆脱宗教和权力的束缚,最终成为市民城市。然而摆脱束缚后的城市,虽然作为人类文明和生产力进步的主要场所,始终保持着勃勃生机,但其发展也一度超出人类的控制,给人类生产、生活、以及自然环境带来严重危机。对于应该建设一个什么的城市,人类一直在进行着不懈的探索——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莫尔的《乌托邦》,到霍华德的《明日的田园城市》,到柯布西耶的《光明城》,到莱特的“广亩城市”,无不表现出人类对美好、和谐有序的城市生活的探索与向往。但现实总是让人失望,我们力图构建的城市秩序在人类的疯狂与野心面前总是显得苍白无力,诸如无序的扩张、拥堵的城市交通、猖狂的城市犯罪以及令人触目心惊的城市贫困等各种城市疾病紧紧地缠绕着城市,使城市本身以及城市居民都饱受折磨。种种事实说明人类对城市本质的认识还不够深刻,或更准确地说我们对于城市发展的目的和人类自身的发展目标还不够明确。
纵观城市发展历程,人类在城市秩序的构建上,一直企图将自身的意志强加于城市。尤其是工业革命后,技术的强大威力得到完美的体现,出于对技术的崇拜,人类曾试图通过机械主义的功能秩序来建立一个“绝对人造文明城市”,目前,城市规划界依然盛行的“功能理性主义规划模式”就是这种规划思想的产物。为了在城市物质空间构建可控的城市秩序,功能理性主义规划思想主张将城市先割裂为功能不同的区域,然后再把这些代表不同功能的区域用立体的交通拼贴在一起,以此希望构建一个可控的、直观的城市秩序,引导城市健康发展。并且在微观层面的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功能理性主义规划模式也常常为了获得城市形式上的美,而赋予城市抽象的象征意义。
但事实上,100余年的现代城市建设实践表明,功能理性主义规划不仅没有能够确立可控的城市秩序,解决严峻的城市问题,反而致使城市活力丧失,进一步加重了城市的混乱状况,以至于进一步恶化了城市疾病。并且因为这种规划模式一贯奉行的“精英路线”,而使城市规划与建设常常沦为某些官员表达他们宏大政治意图,炫耀财富,夸耀功绩,以及规划师们实现他们心中伟大蓝图的工具。与此同时,城市居民的福利、城市自身的运作机理和发展规律却被人类忽视。这种以牺牲城市活力为代价,刻意追求机械秩序的规划模式在城市建设中凸显出的问题,遭到了众多城市规划者和普通民众的批评。例如,人本主义规划大师芒福德始终认为城市中人的精神价值是最重要的,而城市的物质形态和经济活动是次要的,强烈反对现代城市规划中按照城市功能分区,割断城市文脉与文化多元性的做法。加拿大著名学者简.雅各布斯在其名著《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中,对现今大城市的功能区划带来的恶果作了深刻的批判,并力主通过构建城市功能的多样性来增强城市活力,以消除城市病症。
本文从城市功能理性主义规划概述着手,对功能理性主义规划思想的产生、发展以及弊端进行了论述,然后提出通过城市多样性激发城市活力的必要性,并给出了城市秩序构建与活力激发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