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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正在成为一个日趋严重、全球性的、危害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WHO认为，肥胖已与艾滋病、吸毒和酗酒并列为世界四大社会问题。近年来肥胖现象出现了两种令人担忧的趋势：一是由第一世界向第三世界蔓延，二是逐渐向儿童青少年发展。尤其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肥胖增长带来的社会和经济成本甚至超过了现代化带来的收益。
我国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经济发展和人们收入的迅速增加深刻的影响了人们的饮食模式、生活环境和体重。为了深入理解我国的肥胖问题的发展及严重性，为我国的肥胖问题是否需要公共政策干预提供依据，本文在第三章首先以成年居民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我国超重和肥胖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其次，通过对肥胖流行趋势的国际比较，从国际视角看我国的超重和肥胖问题；最后，分析了当前我国肥胖和部分非传染性疾病的相关性。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人群不再是低体重指数的瘦小人群，BMI值呈现持续增长趋势，由1989年的21.54增长到2006年的23.43，增长率达8.77％，并且中心性肥胖比BMI值的增长趋势更为明显，腰围增长率达14.03％。城市居民的BMI值普遍高于农村，女性的BMI值普遍高于男性，但是农村居民和女性的增长率都比较快，因此两者的差距均在缩小。从国际上来看，发达国家的超重和肥胖程度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但是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超重和肥胖程度也已经有赶超发达国家的趋势。尤其我国超重和肥胖的增长速度较快。此外，在我国肥胖程度与高血压、糖尿病和心肌梗塞等非传染性疾病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说明肥胖问题确实带来一定的疾病风险和医疗成本，需要公共政策的干预。
在本文的第四章和第五章从微观角度出发分别研究了个体行为因素和健康知识对肥胖的影响。首先，从理性选择角度出发考察了饮食、吸烟、喝酒等行为以及SES等个体特征对肥胖的影响。结果发现，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我国居民过多的摄入热量，尤其脂肪的摄入比例的增加是引起肥胖增加的主要原因。虽然碳水化合物人提供了重要的热量来源，但是我国居民的饮食开始走向高脂肪含量的模式。这主要源于我国居民消费了过多的动物性食品，而蔬菜、水果的消费量逐步减少，传统的以谷物为主的饮食结构逐步被高能量、高脂肪的饮食结构取代。在我国无论从教育指标还是从收入指标来看，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和较高的BMI值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对我国居民来说人们没有把收入放在健康食物的获取上，而是选择了更多的消费不健康的食物。这和我国居民普遍健康知识水平低下有关。
在第五章的研究中发现健康知识和人们的肥胖程度之间确实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个体接受到的正面的健康知识越多或负面的健康知识越少，其肥胖程度将越低。并且在越胖的群体中，健康知识的影响程度越大。对肥胖的认知和肥胖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人们虽然已经改变了对肥胖的认识，但是由于自身健康知识的限制还足以促使其真正的改变行为预防肥胖。
我国的肥胖问题不仅限于成年人，儿童青少年的肥胖增长速度也非常快。因此，在第六章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家庭环境对儿童肥胖的影响。结果显示，基因对孩子的肥胖存在一定的作用。家庭人均收入和孩子变胖的可能性显著正相关，而父母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存在显著的影响。而在时间分配效应中存在显著的角色差异。家庭特征也对孩子的体重产生显著影响。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比非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变得肥胖的可能性增加而且小规模的家庭的孩子变胖的可能性也更强。
在第七章本文从宏观角度出发，从以营养变迁理论为基础，从能量的摄入和消耗两个方面，分析我国的营养变迁从第三个阶段向第四个阶段过渡的主要特征，以及促进营养变迁和肥胖增长的宏观环境因素。
最后，本文分析总结了国际上预防和应对肥胖问题的公共政策及经验。并在结合本文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预防和应对肥胖问题的公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