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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问题是国家的战略问题，也是重要的民生问题。2004年，我国放开粮食市场后，粮食价格由国家控制逐步走向市场调节，市场波动的影响因素不断增加，这既关系粮食的供应安全和市场保障，也关系着民生发展和社会稳定。维持粮食价格健康稳定是主销区政府最为关注的民生问题之一，也成为政府调控的一个重要目标。目前，主销区二、三产业发达，而第一产业比较优势降低，粮食自给率下降，粮食供给主要靠从外埠调入，在自然灾害、市场冲击等外部条件影响下，极易引发粮食价格波动。同时，随着粮食市场自由度加大，主销区成为粮食消费的终端地，在粮食市场总体呈“需求倒逼”情形下，其粮食价格波动容易成为全国粮食价格波动的导火线。所以，主销区的粮食价格稳定关系着全国粮食价格的稳定，也关系着国家的粮食安全。 根据“市场”与“政府”的经济学理论，在两者容易出现失灵情况下，本文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依靠七大措施，即信息引导、产销衔接、政府储备、企业储备、组织进口、政府限价、依法征用,来加大粮食价格调控。从现实情况出发，七大措施中信息引导、产销衔接、政府储备、（企业储备）属政府调控粮价的常规手段，而组织进口、政府限价、依法征用属于非常规手段。这七大措施可在政府粮食价格调控依托主体中得到具体应用。凭借价格稳定器和粮食主渠道的作用，大型粮食加工企业和粮食批发市场成为政府粮食价格调控的重要依托主体。文中在分析北京市粮食供需规律、政策调控历史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主销区政府依托大型粮食加工企业和粮食批发市场粮食价格调控的内容进行分析，并针对调控不足，提出未来调控的政策建议。 首先，本文第三章分析了北京市粮食供需特点及发展趋势。北京作为首都，粮食供应主要靠外埠供应，其市场供应保障和价格稳定具有典型的示范效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消费偏好的变化，北京市粮食需求规模与人均粮食需求规模年度之间波动幅度较大，城乡之间的人均粮食需求量相差也较大。从消费结构方面，北京市粮食消费以家庭生活消费为主，占比在60％以上，非家庭生活消费中以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需求为主。粮食供给方面，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共同作用下，北京市粮食种植面积、粮食产量在波动中有所下降，单位耕种面积产量在农业先进技术不断应用的作用下略有增加。北京市粮食自给率总体在20％左右，其中小麦外埠粮源地主要是河南、河北、山东等省，稻谷外埠粮源地主要是黑龙江、辽宁、吉林等省，玉米外埠粮源地主要是河北、黑龙江、吉林等省，大豆外埠粮源地主要是黑龙江、河北等省，其他粮食品种外埠粮源地主要是甘肃、河北、内蒙古等省。随着北京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北京市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下降，北京市粮食越来越依赖于自外埠和进口。伴随北京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深化，城乡居民粮食消费差异逐步缩小，居民对肉、蛋、奶、水产品等的消费需求逐年增加，粮食消费结构多元化，粮食消费需求模式便捷化。这一变化趋势将使北京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需求量将持续增加。 其次，本文第四章对北京市改革开放以来的粮价调控历程进行了政策梳理并进行了有效性评价。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粮食价格调控政策先后经历了“统购统销”、“双轨制”和“市场化改革”等三个时期，在不同时期政府采取的不同粮价调控政策基本实现预期目标，在稳定粮食产量、保障粮价稳定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尤其是在应对“非典”、抵抗雪灾、举办奥运等自然灾害或重大事件中，北京市政府有针对性的采取了调控政策，综合运行各种调控手段，保障了北京市粮食市场价格的稳定。纵观改革开放后北京市粮食价格调控的整个过程，调控取得成效的基本经验是依托市场开展调控、循序渐进逐步界定市场与政府的边界、不断加强政府粮价调控能力，但从调控手段、依托主体等方面也存在明显不足，过多依靠行政干预手段，没有充分发挥大型加工企业、批发市场在粮价调控中的作用。 本文第五章对政府依托粮食加工企业实施粮价调控进行了分析。目前，世界粮食贸易已形成四大粮商垄断经营的格局，这对我国尤其是我国粮食主销区的粮食价格调控带来了全新的挑战。根据四大粮商控制整个粮食产业链的经验，我国尤其是粮食主销区依托粮食加工企业开展粮价调控成为一种趋势。根据委托代理理论，政府依托大型粮食加工企业开展粮价调控存在掌握第一手的市场信息资源、粮食仓储设施容量大技术先进、建有相对完备的终端销售网络、拥有稳定的粮食生产基地等优势，但也存在一定的代理风险，风险的大小受企业代理人的领导者素质、规模大小、信息不对称程度、空间距离等因素的影响。最近几年，北京市政府开始依托大型粮食加工企业开展粮价调控，与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签订合作，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委托企业储备成品粮和加工能力，在出现突发事件或灾害时，根据法定程序和政府要求适时投放。古船食品公司作为北京市最大的粮食加工企业，是北京市政府委托的重要市场主体，以古船食品公司为例，北京市政府依托古船食品公司开展粮价调控有原粮供应稳定、加工能力较强、产品质量有保障、信息资源掌握全面及时、政府控制力度较强等优势，截至目前，北京市政府依托古船食品公司主要开展了两次重要的粮价调控，一次是“非典”期间的粮价调控，主要是组织原粮、开展加工、适时投放;一次是2007-2009年期间的食用油价格调控，两次调控均取得明显成效，基本达到预期的调控目标，但也存在粮食加工企业规模小、产业链条短、产供销一体化程度较低，难以与国际粮商抗衡，政府粮价调控措施单一、行政色彩较重，终端零售环节存在调控漏洞等一系列问题。 第六章对政府依托批发市场实施粮价调控进行了分析。批发市场作为目前我国粮食流通的主渠道，其自身的粮食集散优势、信息引导优势、储藏优势、产销一体化优势在政府粮价调控中能发挥独特作用，是粮食价格的形成集散地，是政府采集产销价格信息、发布粮价预测预警信息的信息平台，是政府委托成品粮代储、应急投放储备粮的场所，是构建产销一体化链条的依托主体。2003年“非典”后，北京市政府日益重视批发市场在政府粮价调控中的重要作用，在加强传统信息引导手段的同时，与北京锦绣大地玉泉路粮油批发市场和北京盛华宏林粮油批发市场签订委托代储合同，依托批发市场开展成品粮的代储工作和应急投放工作。但由于依托批发市场实施粮价调控时间较短、重视程度不够，存在一系列问题，信息引导力度有待加强，粮食代储的补贴政策有待落实，产销衔接手段未被充分利用且一体化程度较低。 第七章总结了全文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依据对以北京为例的主销区政府粮食价格调控分析，本文认为北京市粮食消费以家庭生活消费为主，供给以外埠调入为主;改革开放以来的粮价调控取得明显成效;政府依托粮食加工企业实施粮价调控逐步开展，但企业规模总体偏小;政府依托批发市场实施粮价调控处于探索阶段，有待加强完善。针对目前的问题和不足，主销区政府需要完善的对策是壮大粮食加工企业，增强与国际粮商抗衡实力;鼓励粮食加工企业延伸产业链条，提高纵向一体化水平;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对粮价实施全方位调控;保障粮食加工企业正当利益前提下，依托企业开展粮价调控;扶持批发市场发展壮大;强化依托批发市场实施的信息引导力度;构建产销衔接一体化的稳定供应链;提高批发市场大型经销商的仓库储备能力。通过这些对策，主销区政府可以进一步完善粮食价格调控内容，实现粮食价格在有效范围内合理波动，促进粮食市场健康平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