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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0年以来，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生活水平极大改善，但是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诸如超重、肥胖等负面问题也逐渐显露。从全球范围来看，肥胖人数在近40年来增加了约六倍，中国18岁以上的成年人中超重率也高达39.2％。由于BMI升高和超重会大大增加非传染性疾病的患病风险，因此，这种趋势不仅会对个人健康构成严重威胁，也会导致家庭的医疗负担增加。由超重和肥胖引致的健康成本对个人、家庭甚至对整个国家都造成了严重的隐患。目前已有充分的研究证明收入增加对个人体重改变确有影响，但是减少收入绝不是降低体重的理性选择，因此研究收入与体重增加二者之间的内部机制则显得尤为重要。同时，诸多研究也证实了收入增加带来的食物消费模式的改变，以及食物消费知识、态度、行为和质量干预对高BMI和超重人群减重的关键作用，因此本研究试图从食物消费角度回答以上问题。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膳食知识、膳食偏好、在外饮食、膳食多样性和营养摄取五个中介变量，据此阐明家庭收入与BMI和超重的内部作用机理。本研究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面板数据，以最低工资作为家庭收入的工具变量来解决健康回归中的内生性问题，并采用面板数据Mundlak估计法控制不可观测的异质性和省略时变变量时产生的偏误，分别估计了家庭收入与BMI和超重的系列模型，同时以随机效应的结果作为参照。此外，本文还将通过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法估计各BMI分位数下样本的收入效应的异质性。
本研究的结果说明:基于工具变量法，无论是随机效应估计还是Mundlak估计，家庭收入对BMI和超重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Mundlak估计结果显示:家庭收入每翻一倍，BMI值平均增加0.374，超重的概率增加16.20％;高收入的个体其膳食知识水平和膳食多样性分数较高，且更经常在外饮食，除了碳水化合物与家庭收入显著负相关外，营养摄取中的脂肪和蛋白质都与家庭收入呈正相关关系;膳食知识、膳食偏好、在外饮食、膳食多样性和营养摄取基本都与BMI和超重显著相关，分别可以解释BMI的收入效应的4.94％、0.02％、0.37％、7.49％和6.87％，五个中介变量的总解释率大约为15.58％;膳食知识、膳食多样性和营养摄取分别可以解释超重的收入效应的5.1％、8.6％和7.48％，而膳食偏好和在外饮食在家庭收入和超重的作用过程中解释效应较小，五个中介变量对超重的总解释率大约为16.20％;膳食多样性在五个中介变量中解释率最大;对于不同BMI分位数下的群体，家庭收入对BMI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差异，BMI均值越高，收入的正效应系数越大，然而，在营养不良的群体中，家庭收入和BMI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在控制中介变量的前提下，家庭收入对男性的BMI和超重概率有显著的正影响，在女性中效应不显著;家庭收入对老年人的BMI和超重概率有显著的正影响，在青年群体中效应不显著。
针对上述结论，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政府应面向全社会广泛开展合理膳食健康教育，让公众掌握更多的健康知识，养成良好的饮食生活习惯，构建健康合理的饮食结构，从而减少超重的发生;第二，以社区和单位为核心，加大对相关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系列健康教育和大众宣传，加强超重肥胖人群的慢性病健康管理和检测，提高人群体重管理意识;第三，平衡营养摄取，提高膳食多样性水平，减少在外饮食的次数，按照中国膳食指南来搭配达到营养摄取和膳食多样性的要求。第四，政府应适当提高对低收入人群的补贴力度，使收入在低收入营养不良的人群中发挥效应，满足其日常食物消费的基本需求，恢复正常健康水平。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膳食知识、膳食偏好、在外饮食、膳食多样性和营养摄取五个中介变量，据此阐明家庭收入与BMI和超重的内部作用机理。本研究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面板数据，以最低工资作为家庭收入的工具变量来解决健康回归中的内生性问题，并采用面板数据Mundlak估计法控制不可观测的异质性和省略时变变量时产生的偏误，分别估计了家庭收入与BMI和超重的系列模型，同时以随机效应的结果作为参照。此外，本文还将通过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法估计各BMI分位数下样本的收入效应的异质性。
本研究的结果说明:基于工具变量法，无论是随机效应估计还是Mundlak估计，家庭收入对BMI和超重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Mundlak估计结果显示:家庭收入每翻一倍，BMI值平均增加0.374，超重的概率增加16.20％;高收入的个体其膳食知识水平和膳食多样性分数较高，且更经常在外饮食，除了碳水化合物与家庭收入显著负相关外，营养摄取中的脂肪和蛋白质都与家庭收入呈正相关关系;膳食知识、膳食偏好、在外饮食、膳食多样性和营养摄取基本都与BMI和超重显著相关，分别可以解释BMI的收入效应的4.94％、0.02％、0.37％、7.49％和6.87％，五个中介变量的总解释率大约为15.58％;膳食知识、膳食多样性和营养摄取分别可以解释超重的收入效应的5.1％、8.6％和7.48％，而膳食偏好和在外饮食在家庭收入和超重的作用过程中解释效应较小，五个中介变量对超重的总解释率大约为16.20％;膳食多样性在五个中介变量中解释率最大;对于不同BMI分位数下的群体，家庭收入对BMI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差异，BMI均值越高，收入的正效应系数越大，然而，在营养不良的群体中，家庭收入和BMI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在控制中介变量的前提下，家庭收入对男性的BMI和超重概率有显著的正影响，在女性中效应不显著;家庭收入对老年人的BMI和超重概率有显著的正影响，在青年群体中效应不显著。
针对上述结论，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政府应面向全社会广泛开展合理膳食健康教育，让公众掌握更多的健康知识，养成良好的饮食生活习惯，构建健康合理的饮食结构，从而减少超重的发生;第二，以社区和单位为核心，加大对相关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系列健康教育和大众宣传，加强超重肥胖人群的慢性病健康管理和检测，提高人群体重管理意识;第三，平衡营养摄取，提高膳食多样性水平，减少在外饮食的次数，按照中国膳食指南来搭配达到营养摄取和膳食多样性的要求。第四，政府应适当提高对低收入人群的补贴力度，使收入在低收入营养不良的人群中发挥效应，满足其日常食物消费的基本需求，恢复正常健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