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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理论界关于民国时期云南地方政治机构或政府组织的研究，除了少数涉及云南地方政府的某个组织、某级政府的研究外，大多只局限于对某一个军阀主治时期的具体组织或者政府的层面上。从这些研究采用的角度上看，大都集中于某一“点”上，缺乏对民国时期云南地方政府的整体把握。本文以详实的史料为依据，在学习、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全面把握这一时期云南地方政府的全貌。 论文分为五个层次，以县级为主线，按立法、行政、司法三权模式还原民国时期云南县级政府的组织机构情况。在介绍县级政府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县级以下的组织机构。 其中在第一章中介绍民国时期云南地方政府的概况，并借自治思潮对云南的影响开启文章。第二章是以县级或县级以上的特殊地方行政机关为主线，因为这些与县平级或高于县级的地方政府机构，它们是当时云南政府为了管理好广大偏远的边疆、民族区域又或是历史的遗留而设立的一些特殊地方行政机构。如延续于前清的，高于县级，相当于地市级而设立的“道”，在云南光复后仍然被沿用，就是因为历史的原因而需要延续“道”作为省到县直接统治的过渡。作为特殊的边疆管理机构:“殖边督办公署”和“对汛督办”，二者则是因为基于对边疆的有效管理而设置的，虽然还是具有前清的遗留成分，但却不仅仅是作为过渡，而是作为一个重要的边疆管理机构而得以延续发展。作为省会所在地特殊统治的需要，云南模仿广州市而设立了昆明市，它是作为省会所在地具有首府性质的特殊地方政府，其地位又高于一般的县，具有特殊性质。在第二章中，把设治局归为特殊的行政机构，是因为它虽然在性质上属于县，但是它仅仅是县的预备形式，很多实质的机构和情况都与县不同。第四章则是按三权模式研究县级政府中的行政部分，着重以职能的角度对县及其行政长官县知事或县长展开研究，进而探析县中作为辅佐县行政长官执行其职权的主要官员:县佐、行政委员、分治员及秘书等。第三章及第五章则分别以三权模式下的议会和司法着手，勾勒出民国时期云南县级组织机关的发展及运作。从议会的角度，发掘一些民国时期的云南县级议决机构及其中的一些特色，如只在云南地方最大发挥过作用的县参议。从司法的角度，探寻民国时期云南的县级司法情况。在最后一章中，笔者则针对的是民国时期的最基层，先是对基层的自治及城乡的各董事会、议事会的加以研究，再在最后通过对“市村制度”的研究得出云南根据自身情况而自行创设的“市村制度”不仅具有基层的统治号召力，而且对于村一级的自治模式也是开创了一个先河。 就目前而言，对于民国时期地方政府从研究的方向上看大多都还是集中于“点”。其主要原因是，从民国之初云南光复到云南解放，其时间跨度近四十年。在这段时间里，云南先后经历蔡锷、唐继尧的“军政府时期”，唐继尧的“省长制时期”以及唐继尧、龙云、卢汉的“省务委员会时期”。而三个时期也仅仅是大体的变动，实际上云南的内部变动则是更加复杂，如此延伸，要将民国时期云南的地方政府加以论述也就十分的困难。而这种政权组织的繁杂与混乱，体现在地方上则尤为明显。如在正常的地方政治组织模式上本只该有县。但在实际运行中，还因各种特殊情况不仅有县，还有道、市、殖边督办公署、汛督办、设治局、行政局等等。在县以下的组织机构中也是十分复杂，还有云南独创的市、村等等，所以要将这些组织机构加以厘清也是十分头疼的。故我欲尽力将大量民国时期有关云南政府的材料加以整理和分析，欲秉持着以历史的材料加法律的视角将其中有关地方政府的内容及制度加以研究，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或是难解之处加以解读及深思。 民国时期的云南，政治环境是极为复杂的，政权也不时更迭。云南省在民国时期由于大多数情况下出于一种半独立的状态，政治制度不但多有变化，而且在很多层面上也与中央有所不同，很多组织和机关都是民国时期云南所独创的。所以，对民国时期云南地方政府的研究不仅要解决很多复杂的问题，还需要深层次的挖掘其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