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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管薪酬的研究由来已久。中国企业全球化进程中，中国高管薪酬变化的研究显得更为重要。国内学者对于企业薪酬的研究更多关注于薪酬变化与公司业绩的关系，并参照国外的锦标赛理论、行为理论等提出自己的观点。中国企业在全球竞争中，原有薪酬结构势必会受到国外竞争的冲击，因此本文从外国竞争的角度讨论对中国高管薪酬的影响。本文主要关注两个问题：第一、外国竞争加剧是否会增加高管的平均报酬；第二、外国竞争是否会造成企业高管薪酬差距的变化。
本文选取2006年-2009年中国上市企业中，纺织、家电、交运设备、生物制药、挖掘、信息设备、轻工制造、电气设备、普通机械、仪器仪表、石油化工共11个行业316家企业的年报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本文定义外国竞争为某产品的进口金额与国内企业产品总产值的比值，并根据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中，不同产品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计算企业所面临的外国竞争。对于第一个问题，本文以高管的平均薪酬作为因变量，外国竞争为自变量，企业规模、国有化程度、公司业绩表现、CEO是否出现变动、继任CEO来源作为控制变量，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于国有化程度，本文采用公司国有股占所有股份的比例进行刻画，CEO是否出现变动，继任CEO来源采用虚拟变量。在模型筛选上，本文不仅考虑统计意义上的筛选，更注重检验模型的经济学意义。通过假设检验，本文认为模型具有明显的个体效应，应该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或者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研究。考虑到随机效应模型无法对本文所要讨论的内容，进行合理的经济学意义解释。因此本文没有继续采用hausman test进行进一步筛选，而是直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由于外国竞争具有内生性，需要在固定效应模型基础上考虑工具变量方法。本文采用了进口关税税率和人民币实际汇率作为工具变量。本文根据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中，不同产品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参照不同产品的关税税率水平，计算企业所面临的关税税率。考虑到关税对于行业影响的滞后性，本文采用2002年至2005年中国进口关税数据。从逻辑而言，进口关税税率和人民币实际汇率均与企业的外国竞争压力有关，而与企业高管的平均薪酬和薪酬差距没有相关性，因此是较好的工具变量。实证结果认为：⑴外国竞争加剧，增加了中国企业高管平均薪酬水平；⑵企业经营业绩的上升，会增加外国竞争对于高管薪酬的影响，同样的业绩提升，在外国竞争激烈的环境下，高管薪酬提高得越多；⑶企业国有化程度增高，外国竞争对高管的薪酬水平影响会削弱；⑷企业规模的增大，增加了外国竞争对于高管薪酬的影响；5、CEO的变动以及继任CEO的来源对高管薪酬变化没有显著的影响。对于第二个问题，本文采用问题一的研究思路。定义高管薪酬差距为薪酬前三名的高管平均薪酬与剩余高管平均薪酬的差，除以该企业所有高管的平均薪酬。本文以高管薪酬差距为因变量，外国竞争为自变量，企业规模、国有化程度、公司业绩表现、CEO是否出现变动、继任CEO来源作为控制变量，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本文对模型进行筛选，发现其仍存在明显的个体效应。在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以进口关税税率和人民币实际汇率作为外国竞争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在稳健性检验中，采用pooled OLS model对模型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认为：①外国竞争加剧，增加了中国企业高管薪酬差距；②企业经营业绩的上升，会增加外国竞争对于高管薪酬差距的影响；③企业国有化程度增高，外国竞争对高管的薪酬水平影响会削弱；④CEO的变动将扩大外国竞争对薪酬差距的影响。最后一个结论是外国竞争对于高管薪酬平均水平影响中所没有的，产生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董事会会改变新任CEO的薪酬回报，却没有改变高管层整体的薪酬水平，从而造成高管薪酬差距的变化，但高管整体薪酬水平并不发生显著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