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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集体效率的概念出发，探讨集体效率、地方治理与集群升级之间的内在联系。从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解释了集体效率的产生，构建了基于集体效率和地方治理的价值模型。地方政府的行为影响产业集群的交易环境复杂程度，信息技术决定了集群内信息的流动，而交易环境约束和信息约束决定了集体效率的产生和发展。集体效率和地方治理的共同作用形成了集群升级。本文的基本结论体现在以下四个命题和三个推论上。命题一:交易环境与地方政府政策数量呈U型关系。开始时，政策制度的完善降低了交易环境的复杂程度;当政策制度超过某一点时，政策制度的增加反而增加了交易环境的复杂程度。推论一:随着经济的发展，交易环境曲线向右移动，表示支持经济健康发展所需要的政策会越来越多。一方面是制定新的政策，另一方面要及时废除旧有的政策，才能保证交易环境复杂程度有效地降低并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命题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交易环境复杂程度的提高导致集群的社会网络广延度减小，从而导致集群的衰落和集群升级的失败。推论二:保持集群健康发展和有效升级，交易环境复杂程度要及时降低在一个低水平。这就要求政府不断进行职能创新和政策创新。命题三:在信息传递技术比较大时，通过吸纳更多的网络成员可以有效地促进合作，从而产生积极的集体效率。推论三:在目前信息传递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政府应积极促进网络范围的扩大，如支持大学科研机构、中介组织和金融机构的发展，使之与企业形成更大范围的网络;参与国际化分工与协作等，从而产生积极的联合和竞争机制，产生积极的集体效率。命题四:集群升级的动因在于集群收益率低于社会平均收益率。当政府对集群收益率的贡献大于企业自身竞争联合所导致收益率的增加时，是政府主导型产业升级。反之则是市场主导型。本文从博弈的理念出发，构建了交易环境模型和集体效率价值模型，使上述思想模型化，并考察了浙江产业集群和硅谷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发展来对上述结论进行实证检验并对我国的集群升级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