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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动员问题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通过对革命战争年代中共领导的群众运动的深入研究,考察中共社会动员的能力、方法与绩效,是近年来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学界同仁另辟蹊径、推陈出新的一个重要尝试,同时代表着多领域、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发展方向。
本文采用微观实证研究的方法,以报刊资料和档案文献为基本素材,以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运动为主要考察对象,力图在全面、客观、真实再现历史过程的基础上,探讨以“典型示范”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动员模式的得失。
本文认为,20世纪40年代初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运动的提出,旨在动员普通民众积极生产,解决边区的财政困难。这场运动的灵感部分来源于中共早期的经验,部分来源于苏联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影响。中共在这场运动中着力塑造了一批劳动英雄,他们在群众中起到典型示范的作用,对边区的经济发展颇多助益。然而细细回顾这场运动的全过程,不难发现“典型示范”动员模式的缺点和不足。
由于运动的组织部门工作不力,劳动英雄的遴选缺乏坚实的民意基础,从而导致了部分劳动英雄名不副实的问题。对于那些十分熟悉某些典型人物真实情况的群众而言,这种典型不但不能起到鼓动作用,反而会造成许多负面的影响。
另外,劳动英雄是边区政府树立起来的典型,一旦得到确认,这些劳动英雄便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这样便在正式的政府组织之外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政治势力。这种非正式政治势力有时可以成为连接政府与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有时则与基层政权和广大群众发生紧张关系,影响到地方行政工作的正常开展。
通过深入探讨劳动英雄运动,我们不难发现以“典型示范”为主要特征的动员模式存在着两个致命的缺陷,其一是“集体造假”,其二是“过度动员”。“集体造假”过分拔高了典型的形象,因而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推广普及,甚至引发群众的反感。而“过度动员”则导致动员本身难以为继。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上述两大致命问题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而解放后的各项生产运动实际上延续了这种动员模式,其中“集体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是最具代表性的例证,而这两大运动的严重后果目前学界已有公断。所以,我们有必要从根本上认真地总结这种运动模式的经验教训,为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多的借鉴。这或许是本项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