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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以朴学见长，校勘学则是朴学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卢文弨在清代校勘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是开乾嘉校勘风气的宗师级人物。要了解清代校勘学，进一步了解清代朴学，卢文弨不可回避。然而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与卢文弨的学术地位相比尚不匹配。对他的研究迄今为止没有专著，论文也较少。本文致力于从卢文弨生平、学术与清代学术史，特别是清代校勘学史相结合的角度来进行探讨，不仅从静态上解剖卢氏校勘学思想的构成，更从学术史的角度描述卢氏学术的形成过程，试图勾画出这一过程中卢氏与周边学者形成的学术关系网，力求由卢文弨这具体一点窥及整个朴学发展的进程。 卢文弨(1717-1796)，浙江杭州人。字绍弓，号抱经。二十三岁举顺天乡试;二十五岁入都;三十六岁中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四十一岁，充会试同考官，上书房行走;一年后升翰林院侍读;四十八岁升学士;翌年充广东乡试考官;五十岁时，充会试同考官，提学湖南;两年后，因言事不当降调还都;第二年请求归养继母。此后以主讲书院为生，曾主江苏暨阳书院、钟山书院、紫阳书院、娄东书院、龙城书院，浙江西湖书院、崇文书院，山西三立书院，卒于龙城书院。著有《抱经堂文集》、《钟山札记》、《龙城札记》、《群书拾补》等，以上著述均被收入《抱经堂丛书》。 卢文弨家学渊源深厚，弱冠又师事劳史弟子桑调元，受到理学影响，讲求躬行实践。同时他性喜校勘，十五六岁就开始读书校书，而立之年立意校勘经史，校出多部书籍，完成迈向汉学的学术转型。 卢文弨前半生寄居京城为宦为学，有机会接触到第一流的学术人才，并与之交游。他曾与黄叔琳、裘曰修、戴震、鲍廷博、翁方纲、邵晋涵、钱维城、赵敬夫、段玉裁、丁杰、汪中、吴骞、严元照等人有过密切交往，互相之间常常传抄版本、磋商校注、探讨考据学理论。这些基于实事求是严谨学风基础上的学术交游，不仅促进了卢文弨自身学术的发展，也推动了朴学风气的盛行。 卢文弨后半生以主讲书院为主。他曾两次执教钟山书院，开创了讲习汉学的风气。他还在龙城书院等多处学院主持教育，利用学者来归和学生出仕的书院人才流动模式，使书院变成一个个汉学集散地，培养出包括孙星衍、李兆洛等杰出学者在内的一批批汉学人才，推动汉学在乾嘉时期走向繁荣鼎盛。 在进行这些学术活动的同时，卢文弨校书不辍，抱经堂数万卷藏书多半经过他手校。可惜随着藏书的星散，后人很难确切摸清卢氏校书的规模。为明了卢氏的学术成就，笔者查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台湾）、《藏园群书经眼录》等目录书，从中辑出一份《卢文弨校书书目》，统计出卢文弨校书达二百余种之多，涉及经史子集四部，堪称遍校群书。 《群书拾补》是卢文弨校勘成果的代表作。卢文弨所校之书自壮至老积累渐多，却限于财力无法一一出版，就选择讹缪尤甚的三十九种典籍，将其校语刻为《群书拾补》。该书征引繁富，考校精核，产生了很大影响。几乎当时所有著名汉学家，包括梁同书、钱大昕、王鸣盛、毕沅、孙志祖、段玉裁、王念孙、丁杰、洪亮吉、汪中、孙星衍、钱塘、鲍廷博、梁玉绳、吴骞、陈鳣、李兆洛等，都为此书做过审定善本的工作。《群书拾补》一书的出版，反映出在乾隆时期，卢文弨最终取得校勘学界领袖的地位。 卢文弨在长期的校勘生涯中，形成了丰富的校勘思想。他认为校勘须有“博”的境界，这是校勘的前提和必要条件。校勘时应选用旧本作底本，大量参用他本。同时他把考据学引入校勘中，大量运用小学知识进行校勘，并使用多种校勘方法，陈垣先生在《校勘学释例》中总结的校勘四法，卢氏在校勘中皆有运用。卢氏还认为校勘的目的是为了求可读之善本，因此有必要对一书进行前后多次反复校勘等等。他的这些思想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卢文弨的校书成果，往往被视为不刊之论。抱经堂本《春秋繁露》、《逸周书》、《仪礼注疏详校》、《荀子》、《颜氏家训》、《经典释文》、《盐铁论》、《风俗通义》等，都是学术界公认的善本，为后来学者的阅读和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卢文弨身后，他的一些校勘成果又被补遗，或者是纠正。这是不可避免的，正体现了学术本身的发展。卢文弨作为一个严谨的校勘学家，其校勘工作得到当时和后世学者的推崇，在清代校勘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对乾嘉校勘学以及整个汉学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