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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的推进和服务业的增长同为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和要素空间重构中的两大进程。前者表现为经济活动和人口由农村地区和农业部门向城镇地区和工业、服务业部门的转移和集聚;后者表现为服务业产值和就业规模的扩张，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三大产业中比重的上升。在产业结构转换演变规律的作用下，服务业最终将成为中国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经济的主体，与此同时，城市是区域中服务业主要的空间载体，因而，两个进程在时间和空间维度均存在很强的交叉重叠性。本质上看，两者的发展意味着经济增长方式由密集依赖要素投入的低效粗放型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更具柔性的高效集约型转变，对于维持和增强长期中的发展潜力至关重要。目前，中国正处于两个进程转型的关键节点。从现实情况看，地区间城市发育水平参差不齐，行政壁垒和效率低下造成的集而不聚、市场分割、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屡见不鲜;服务业区域间差距拉大、内部结构失衡而比重上升缓慢。上述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缘于城镇化与服务业发展之间良性互动不足，相互牵制，导致城镇化率的提高并未伴随预期中服务业的增长，而服务业发展的滞后反过来制约了要素在城市体系内的优化配置。在此背景下，探讨两者之间演进互动的内在机制就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城市群是城镇化的高级阶段。有别于特定地域范围内城市的简单集合体，城市群意味着城市系统更高程度的一体化整合。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城市依照量级合理排布，有序组织，相互之前形成紧密而富有层次性的多维联系并伴随经济活动和生产要素空间布局的重构。从中国的实际看，已成型的十大城市群以11％的土地面积承载了全国38.2％的人口，创造了55.8％的国民生产总值，吸纳了79.3％的外国投资，在经济和人口范畴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地理范畴的重要性。城市群的发展既利用了经济活动和人口集聚带来的规模收益，又避免了单体城市过度扩张导致的负效应，是未来中国城市体系架构演变的主导趋势。 不同于实物产品，绝大多数服务无形，生产过程即消费过程，不可转运储存，进而服务需求显示出较强的引致性，供给高度依附经济活动和人口的空间分布，而交易具有契约密集的特征。城市群演化过程中区域市场的整合与扩张、城市形态和职能的分化、城市间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等必然会对当中服务业的发展和布局产生影响。城市群中更大的市场规模催生出对服务更高的需求，城市间要素交流和产业转换通过生产环节和价值链条的关联对服务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冲击。反过来，服务业的发展也对城市群层级形态产生反馈效应。一方面，服务业发展促进了城市群内产品和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带来更高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另一方面，服务业中的金融、通讯、交通等部门是中心城市在网络体系中行使联系职能，向外围输出控制力的主要渠道，这些部门的集聚强化了城市群的等级结构。 本文尝试运用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服务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分析方法，从集聚、城市网络和等级体系三个层面系统阐述了城市和城市群演进的动因和趋势，结合服务的属性和特征，描述了服务业在十大城市群中的发展状况和空间分布。在此基础上，从城市群空间特征、规模效应与极化效应、同化效应与异化效应三个方面实证检验了城市群演进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服务业在中心和外围间同样遵循随距离非线性分布的规律;第二，城市群经济和人口规模的扩大能够促进区域内服务业的发展而两者的不均衡分布倾向于抑制服务业的发展;第三，城市间基于增长竞争的学习模仿衍生出更为完善的制度环境和基础设施，对服务业有外溢效应而中心城市可以从更高的行政等级中获益。 最后，本文关注了服务业对城市群内部等级结构的塑造。在Castells“流的空间”分析框架中，从控制节点、联系中介和精英人才三个层面探讨了服务业对城市群中心城市地位和职能的强化作用。研究发现:中心城市集中了区域内主要的金融、交通运输等服务部门，从而是资金、物资和人员流动的枢纽和生产指令的集合点。此外，服务业发展诱发精英人才在中心城市的集中，加速了中心城市人力资本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