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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把国际政治研究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利用美国和苏联新解密的外交关系文件，从信息沟通和危机决策的角度，借助肯尼思·沃尔兹的层次分析理论，从国际体系、国家危机决策体制和决策者个人等三个分析层次，研究国际危机管理中影响信息沟通的诸多因素。 国际危机管理的可“管理”性，其前提是危机前危机双方没有发动战争的意图，在危机中危机双方都有避免战争的愿望。在可管理的国际危机中，危机得以化解的重要原因在于信息沟通的有效性。 论文的基本假设是:冷战时期的国际危机管理中，美苏两国间的对抗性矛盾，是影响信息沟通的因素之一;国家间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导致了国家间外交决策体制的不同，在危机情势下，形成了不同的危机决策体制，并且对信息沟通造成不同的影响;决策者的错误知觉等因素，影响到决策者对信息的解读和判断，因此对信息沟通过程也施加了影响。国际行为体的对抗性、国家危机决策体制、决策者的错误知觉以及威慑的存在共同构成了影响国际危机管理中信息沟通的因素，对国际危机管理中的信息沟通形成合力的影响。 论文首先介绍了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现状和研究重点等。 第二章研究国际危机和国际危机管理的定义、国际危机管理中信息沟通的作用和意义，以及国际危机管理对信息沟通的要求等。然后介绍古巴导弹危机的不同阶段美苏信息沟通的不同特点。 第三章研究国际行为体具有的对抗性特征对危机处理过程中信息沟通的影响。国际行为体的关系是对抗性的，或存在对抗性矛盾，是国际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本章着重探讨了美苏冷战的根源、核武器与冷战的关系、柏林危机与古巴导弹危机的关系等。然后指出，信息沟通的过程也是威慑的过程，威慑的可信性与信息沟通的有效性存在正相关的关系:有效的信息沟通可以增加威慑的有效性;而威慑成功的基本要素之一，是要保证信息沟通的有效性。 第四章研究美苏国家危机决策体制与信息沟通的关系。介绍决策体制、与国家决策体制相关的决策理论，如组织过程模式、官僚政治模式、小集团思维模式，把这些理论运用到美国与苏联的国家危机决策体制中。一个国家的外交决策往往集中了各种理论模式，并结合了该国的自身特点。在危机的关键时刻，不同国家决策体制对信息沟通的影响呈减弱的趋势，高度集权的决策体制更有利于危机中信息沟通的有效性。 第五章研究决策者与信息沟通的关系，介绍了认知理论中与信息处理有关的内容，从决策者的认知角度研究国际危机管理中影响信息沟通的微观因素。分析了决策者的信念体系对信息解读的影响，赫鲁晓夫与肯尼迪的不同个性特点、信仰和价值观、“愿望思维”、“历史学习”以及“历史类比”等都对双方不同的信息处理方式产生了影响。决策者的不同认知结构对国际危机处理中的信息沟通产生影响。 最后一章总结古巴导弹危机的启示，并提出全文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