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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的事实表明，应用伦理学对特定领域之对象的研究，反之也会对这些特定领域的研究产生深远影响，并促使其向更加广阔和宏大的境地迈进。例如媒体伦理学的兴起便对众多媒介的行为方式和整个媒介生态都造成了巨大影响，同时也深化了媒体理论自身的发展。但是当下的中国媒体伦理学研究却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新闻学背景的研究对于伦理理论知识的匮乏使其研究止步于规范伦理。本文试图从更深的理论层面解析，结合实际，用更伦理学的方法研究媒介现状。 《新闻调查》是中央电视台所属的一个电视新闻栏目，也可以说是“招牌”式明星栏目，它的特点主要是用深入调查的方式对已经发生的新闻事件进行真实性的现场调查采访，从而得出该栏目创作人员的倾向性结论。栏目追求客观性，探求事实的真相，但这只是其手段，而它的根本目的在于“为民说话”的使命感。这就使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新闻客体，同时也具有了道德属性，可以纳入到伦理学研究的视野之中。笔者认为可以把它归类于“康德主义”——尽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古典康德主义，但确实包含了康德式的动机论和义务论色彩。但这种康德主义在现有的媒介生存环境当中是否可能，如何可能便构成了本文追溯的脉络。 康德主张伦理学必须从人的理性本质出发，承认理性存在物作为目的的本身价值，从而揭示道德行为的普遍必然性的法则。康德认为责任就是尊重规律而产生的行为动力，是一切道德价值的基础，道德的行为就是排除来自爱好的欲望的障碍，担负责任的行为。而照此可得出媒介康德主义的概念:“媒介康德主义指称某一媒体所持有的内在宗旨，此根据必须有超越于媒体自身利益的更高目的和理想，它被广泛地遵循，而且此根据必须忽略报道可能产生的种种功利性后果。” 细细考察《新闻调查》的栏目宗旨，可以清晰看到其康德主义的典型性，而其可行性研究就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新闻调查》栏目的诞生可谓是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和广播电视事业蓬勃发展的产物，而其坚持的核心理念是“探求事实真相”从而为民请愿。值得注意的是，《新闻调查》不同于新闻本质标榜的“客观性”报道，其记者具有明显的社会使命感和干预时代进展意识。 问题之一:何谓真相？他们理解的真相“就是正在或一直被遮蔽的事实;有的真相被权力遮蔽，有的被利益遮蔽，有的被道德观念和偏见遮蔽，有的被我们狭窄的生活圈子和集体无意识遮蔽。”然而不论是休谟还是后来的马克思，都否认了观念和真实之间的对等性，休谟表示:经验之外我一无所知。然而媒介从业人员和一般受众对于真相的认知程度却非常不同，媒介从业人员当然更接近真相，而是否说出实话则成为是否为康德主义的重要标准。很显然，《新闻调查》栏目把“探求事实真相”视为生命，是具有完全康德意识的道德理念。 问题之二:“为民请愿”的合法性。对文字的崇拜自古以来就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文字的力量在于它所传达的民意、民情、民心以及自身在其间的所赋予的地位的看重，也就是对舆论的强调。而舆论的力量直接来源是民心，纵观中国哲学史，民本思想根深蒂固，较为系统的阐述首先始于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而产生于文人的中国古代官吏，大多具有忧国忧民的历史感和责任意识。而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报纸、新闻等传入中国之初也首先被开文明先风的文人所接受，他们成了最早的报人或新闻人，自然地也倾向于采取传统的民本思想。新中国建立以后，媒介成为党和人民的“喉舌”，是除了行政方式动员社会、传达正确思想指导之外的有效补充，而其“为民请愿”的主旨得以继承。这是康德主义的可普遍性得以成立的文化原因。 《新闻调查》的影响力是勿庸置疑的，而能够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和黄金栏目播出的内容必然也是影响力非凡的，然而他们同样要面对诸如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卡特所面临的难以抉择的伦理困境（卡特因此而自杀）。面临如此境地记者应该如何抉择呢？从记者行为的可普遍性加以分析可以发现，所有记者都会把那些涉及新闻本质的要求作为自己选题的标准:独家的，高影响力的、跌宕起伏的故事的、典型而可能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而这个选择的结果有的媒体宗旨是功用的，而《新闻调查》则是康德主义的。 然而《新闻调查》的康德主义却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请愿”的范畴，他们试图干预客观事件的进行，奇怪的是，这种违背新闻本质的主旨在中国特定的媒介环境和央视得天独厚的雄厚实力下得以推行。“媒体曝光”之后问题得到解决的例子比比皆是。其中原因就必须从央视的“喉舌”所具备的另外功能探求:原来媒体也具有国家职权机关同样的力量。 这样的结果产生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谁来监督媒体？谁来监督《新闻调查》？笔者结论是在中国当下“新闻法”尚未出台的媒介现状下，只能依靠媒介从业人员的道德自律，而自律则恰恰是康德所坚持的和倡导的——而这个结论的得出也潜在表达出笔者对当下媒介环境的某种担忧，单独依靠说教和道德自律根本无法解决当下媒介从业人员道德境界参差不齐的现状，更需要法律和必须的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