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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论述主题是周必大的文献学实践与成就。生活在南宋早中期的周必大（北宋钦宗靖康元年—南宋宁宗嘉泰四年（1126年—1204年））是朝廷重臣、文人、学者、文献学家。他曾官至宰相，深得当时南宋高宗、孝宗等皇帝的信任，有“太平宰相”之称。他参与了孝宗朝的许多重要政策的制定，同时也是南宋早中期的词臣冠冕，又被当时人视为文坛领袖，其文集《文忠集》多达两百卷。周必大去世后，时人称之为“国朝元老”、“儒者宗师”，认为他接续了韩愈、欧阳修的传统，将其与欧阳修并称，可见他在南宋早中期的政治演进与学术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比较而言，周必大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还是他的文献学实践活动。 周必大一生无论仕宦还是家居，都极为重视典籍，曾亲自主持和参与了许多重要的文献学实践活动。他在致仕后刊刻的《欧阳文忠公集》与《文苑英华》两部大书，成为这两部书当时及后世的最好版本。以往研究者多注重对其所刊书籍（如《欧阳文忠公集》、《文苑英华》）本身的研究，而较少关注周必大究竟是如何编辑校勘《欧阳文忠公集》与《文苑英华》的，对周必大的其他文献学实践也关注较少。特别是周必大撰有大量题跋书序，在有宋一代名列前茅，其中所含目录、校勘、版本、考据等内容极为丰富，此外，周必大首次将御批、札子这两种文体引入题跋创作之中，为后世的研究者保留了更多南宋时期的史料，这亦是他超越前人之处，但他的这些文献学成就却未能引起学者们的重视，研究十分欠缺。故而本文在广泛征引各种文献（如文集、传记等）的基础上，将周必大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下，对他在文献学领域所进行的具体实践，从学术史与社会史等多个角度加以审视，进而对其文献学成就进行初步的总结。这样做，不仅有助于客观认识周必大文献学实践及成就，也有助于通过这样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透视整个南宋文献学发展的真实情况。 就框架结构而言，除绪论及结语外，本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为“周必大生平与著述”，该章简要论述了周必大的生平、著述以及文集版本，并就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讨论。第二章着重讨论了周氏在入仕期间所进行的文献学活动。第三章讨论周必大重刊《欧阳文忠公集》，在这一章里，笔者讨论了《欧阳文忠公集》的刊刻起因、参与编纂校勘之人员、编纂校勘与刊刻过程等问题，其中编纂校勘过程是本章的重点。第四章题为“重刊《文苑英华》”，此章主要研究了周必大重新编纂校勘及刊刻《文苑英华》的情形，其中有关校勘的具体方法是本章之重点。作者将《欧阳文忠公集》与《文苑英华》两书之校勘进行了比较，认为就校勘方法而言，《文苑英华》更胜一筹，另外，作者还论述了《文苑英华》校勘与《文苑英华辨证》一书的关系。第五章主要论述周必大所作题跋书序。作者试图在文献学的视野下，对周必大大量题跋书序的内容进行疏理，以此进一步了解周必大在文献学方面的成就。最后一章当中，笔者试图通过疏理周必大晚年在庐陵的人际交往，考察其文献学活动与社会交往之间的关系。 总之，南宋是中国历史上学术文化及文献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周必大的文献学实践顺应并推动了南宋文献学的发展进程，这也使周必大在南宋文献学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周必大不仅为后人留下了两部精美的宋版书籍与从数量到质量都让人赞叹的题跋书序，其与彭叔夏相互商榷并由彭叔夏在此基础上撰写的《文苑英华辨证》，更成为中国校勘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笔者注意到，周必大所做的这些成就，除了与当时重视文教的客观历史条件、他本人的知识结构与人生经历等主观条件分不开外，也与南宋存在着既重义理、又倡考据的学术风气分不开。故而本人希望这篇《周必大文献学实践与成就》的论文，能以点带面，有助于今人对南宋、乃至整个宋代的文献学发展状况以及学术史发展状况有更清晰的疏理与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