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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在历史学、语言学、宗教学、艺术史等领域成就卓著，有开敦煌学研究之功绩。承继导师沙畹(Emmanuel-(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为20世纪上半叶巴黎学派正统之统帅，执国际汉学之牛耳。①法国国家图书馆、法兰西远东学院、东方语言学校、巴黎中国学院等机构的馆藏建设都与伯希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伯氏不仅参与了图书馆购置书籍的计划方案，还多次前往中国选购。使法国拥有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献，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汉籍藏书中心。进而推动法国汉学，乃至国际汉学的发展。
伯希和的汉学研究，一般以西域探险之行为转折点:早期专注于纯中国学研究和南海研究，后来扩展到中亚史、元蒙史、中外关系史等领域。研究方法上，则以文献学为基础，融合历史学、比较语言学、艺术学、宗教等研究方法为一体，以众学治一学。而西域探险的实践经历，亦是伯氏学术研究的重要历练。再者，通过梳理伯希和如何利用和选择书籍，由书及人，探知其文献观与学术观之所在。此外，对新见学人书信的考释，可从中知见中法学者之交往，观近代中法学术之交流，又能从中了解学术研究之细微。
第一章，西域探险中的考古、文献与治学。1906至1908年，伯希和率领法国科考探险队赴西域考察，整个探险过程被详细记录在伯希和本人的日记中。此间，伯希和写给法国地理学会主席，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士埃米尔·色纳尔(EmileSénart，1847-1928)的书信后被收录入《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西域考古探险之行，对于伯希和的学术发展至关重要，成为伯氏学术研究的与治学原则的分水岭——从纯中国学研究和南海研究，转向中亚史、元蒙史、中外关系史研究。本章以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为中心，深入分析伯氏在考古探险过程中关注和利用哪些文献，以及文献与考古、学术研究之间的关联。
第二章，法国国家图书馆伯希和特藏A藏B藏。伯希和率领的西域探险队从中国劫取的6000余卷敦煌写本，连同近三万册中文图书、拓片庋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NationaledeFrance)黎塞留(Richelieu-Louvois)分馆写本部，成为该馆最具特色的馆藏典籍。其中，近三万册中文图书系伯希和在西安、北京、上海等地购得，并由伯氏本人为之编写《伯希和A藏B藏索引》(Répertoirede《CollectionsPelliotA》et《B》duFondsChinoisdeLaBibliothèqueNationale,1913)。后王重民在此索引的基础上重新著录、分类，编撰《伯希和A藏B藏目录》(Catalogue des collections Pelliot A et B，1935-1939)。而该目录的完成又是在伯、王二氏的商讨中推进的。
伯希和A藏和B藏盖经史子集丛各部，且不乏善本、珍本。这不仅在客观上极大地充实了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汉籍典藏，为彼时的法国汉学研究提供了亟需的文献资料，还有助于未来法国汉学的发展。这亦是伯希和独特且富有远见的学术眼光的重要体现。
第三章，法国吉美博物中国学人致伯希和书扎考释。巴黎吉美博物馆伯希和档案中保存有曾炳蟥、陈寅恪、姜亮夫、马衡、庄尚严、傅振伦、顾颉刚、吴湖帆、王重民、向达、洪业等写给伯希和的信件35封，其中王重民来信24封，主要涉及王氏在整理和编纂拓片编目、伯希和A藏B藏目录、敦煌目录过程中，就存在的诸多问题与伯希和进行商讨。
这些书信尚未见有学者披露。通过考释书信内容，可见中法学者间之交往，倚此观近代中法学术之交流，亦可知学术研究之细节。此外，王重民来函信，有助于更加全面地了解《伯希和拓片典藏目录》《伯希和A藏B藏目录》《巴黎敦煌残卷叙录》的编纂过程。同时，有利于学界更为具体和细致地理解伯希和与王重民的目录学理念，并对域外汉籍书目的编写具有借鉴意义。
第四章，伯希和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之藏书。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早期的重要馆藏多数是由汉学家伯希和利用“庚子赔款”的部分津贴所购置。其中，伯氏于1933年在北平购书的票据清单至今仍完整地保存在汉学研究所档案中。此次所购书籍类目丰富，涵盖经史子集丛各部。既有古籍文献，地图、碑帖拓片等，又有近现代期刊杂志与学者的著述，共计约2078种，三万册，以丛书和地方志两类购置最多。1933年北平购书之行既是伯希和文献观念与学术眼光的重要体现，亦是20世纪上半叶法国汉学发展状况的体现，特别是学术焦点与文献需求。
伯希和的汉学研究，一般以西域探险之行为转折点:早期专注于纯中国学研究和南海研究，后来扩展到中亚史、元蒙史、中外关系史等领域。研究方法上，则以文献学为基础，融合历史学、比较语言学、艺术学、宗教等研究方法为一体，以众学治一学。而西域探险的实践经历，亦是伯氏学术研究的重要历练。再者，通过梳理伯希和如何利用和选择书籍，由书及人，探知其文献观与学术观之所在。此外，对新见学人书信的考释，可从中知见中法学者之交往，观近代中法学术之交流，又能从中了解学术研究之细微。
第一章，西域探险中的考古、文献与治学。1906至1908年，伯希和率领法国科考探险队赴西域考察，整个探险过程被详细记录在伯希和本人的日记中。此间，伯希和写给法国地理学会主席，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士埃米尔·色纳尔(EmileSénart，1847-1928)的书信后被收录入《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西域考古探险之行，对于伯希和的学术发展至关重要，成为伯氏学术研究的与治学原则的分水岭——从纯中国学研究和南海研究，转向中亚史、元蒙史、中外关系史研究。本章以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为中心，深入分析伯氏在考古探险过程中关注和利用哪些文献，以及文献与考古、学术研究之间的关联。
第二章，法国国家图书馆伯希和特藏A藏B藏。伯希和率领的西域探险队从中国劫取的6000余卷敦煌写本，连同近三万册中文图书、拓片庋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NationaledeFrance)黎塞留(Richelieu-Louvois)分馆写本部，成为该馆最具特色的馆藏典籍。其中，近三万册中文图书系伯希和在西安、北京、上海等地购得，并由伯氏本人为之编写《伯希和A藏B藏索引》(Répertoirede《CollectionsPelliotA》et《B》duFondsChinoisdeLaBibliothèqueNationale,1913)。后王重民在此索引的基础上重新著录、分类，编撰《伯希和A藏B藏目录》(Catalogue des collections Pelliot A et B，1935-1939)。而该目录的完成又是在伯、王二氏的商讨中推进的。
伯希和A藏和B藏盖经史子集丛各部，且不乏善本、珍本。这不仅在客观上极大地充实了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汉籍典藏，为彼时的法国汉学研究提供了亟需的文献资料，还有助于未来法国汉学的发展。这亦是伯希和独特且富有远见的学术眼光的重要体现。
第三章，法国吉美博物中国学人致伯希和书扎考释。巴黎吉美博物馆伯希和档案中保存有曾炳蟥、陈寅恪、姜亮夫、马衡、庄尚严、傅振伦、顾颉刚、吴湖帆、王重民、向达、洪业等写给伯希和的信件35封，其中王重民来信24封，主要涉及王氏在整理和编纂拓片编目、伯希和A藏B藏目录、敦煌目录过程中，就存在的诸多问题与伯希和进行商讨。
这些书信尚未见有学者披露。通过考释书信内容，可见中法学者间之交往，倚此观近代中法学术之交流，亦可知学术研究之细节。此外，王重民来函信，有助于更加全面地了解《伯希和拓片典藏目录》《伯希和A藏B藏目录》《巴黎敦煌残卷叙录》的编纂过程。同时，有利于学界更为具体和细致地理解伯希和与王重民的目录学理念，并对域外汉籍书目的编写具有借鉴意义。
第四章，伯希和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之藏书。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早期的重要馆藏多数是由汉学家伯希和利用“庚子赔款”的部分津贴所购置。其中，伯氏于1933年在北平购书的票据清单至今仍完整地保存在汉学研究所档案中。此次所购书籍类目丰富，涵盖经史子集丛各部。既有古籍文献，地图、碑帖拓片等，又有近现代期刊杂志与学者的著述，共计约2078种，三万册，以丛书和地方志两类购置最多。1933年北平购书之行既是伯希和文献观念与学术眼光的重要体现，亦是20世纪上半叶法国汉学发展状况的体现，特别是学术焦点与文献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