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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卢卡奇最早把总体性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以克服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和苏联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偏差。他把总体性范畴和辩证法紧密联系起来，对资本主义无所不在的“物化”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期望创造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观条件。与卢卡奇的总体性逻辑相承接，后来的萨特、科西克、阿尔都塞和阿多诺等人则通过对现实社会的反思和其他思想资源的利用，把总体性思想推向了各自不同的逻辑层次。概而言之，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到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再到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总体性范畴经历了一个由确立与发展到置换和终结的历史过程。
论文第一章，主要论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卢卡奇在历史科学的视域中确立总体性范畴独特地位的思想缘由。他把这一范畴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方法和原则，最迫切的目的就是想通过强调总体性概念的主体性内涵，来唤起无产阶级--这个历史主体，又是历史总体--的革命意识。卢卡奇用总体性范畴来说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唯一科学性，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是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的有机统一。更具体一点，他用这种辩证的历史总体性批判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二律背反”，揭露了“物化”现象吞噬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斗志的罪恶本质。然而，卢卡奇作为一个政治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在哲学上陷入了黑格尔主义。这使他的理论不自觉地游离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而他把“物化”批判泛化到生产力之量化的做法，又为后人背离把生产力的客观发展视为社会发展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逻辑埋下了伏笔。
在第二章里，笔者认为，承继第一代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和柯尔施等人的总体性批判逻辑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萨特的总体性思想实现了一个新的转折即“个体的转向”。伴随着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沉寂，从列斐伏尔到萨特，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与存在主义结合了起来。他们不再专注于整个人类或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宏大叙事”，而是着眼于微观层面的个人存在和个性张扬，企图以此补充马克思主义。如果说卢卡奇和萨特等人都因过于注重历史辩证法的主体方面而偏离了马克思主义，那么，卢卡奇强调的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主体，萨特等人则偏重于个人主体。
第三章论述的是，东欧马克思主义的捷克代表科西克对总体性思想所做的理论再抽象。笔者觉得如果卢卡奇和萨特等人的总体性逻辑还在关注并试图改变社会生活的话，而科西克的理论只能导致一种更加纯粹的“价值悬设”。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异化现象的抽象批判达到了独具特色的哲学深度，却导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思想的人本学本体论回归。他把总体性推向了一种乌托邦的期望。
第四章，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旗手--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对人本主义总体性思想进行了一种外在的置换，他的“去中心化”的方法使得原有总体性思想的主体性逻辑受到了理论的重创，从而使人本主义总体性逻辑发生了重大逆转。阿尔都塞受索绪尔和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拉康的“无意识结构”学说、巴歇拉尔科学哲学方法论的影响，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改造为“多元决定的无主体的历史”，消解了自卢卡奇以来总体性概念中的主体性逻辑。阿尔都塞用特有的“症候阅读法”的文本学解读方式来推演和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企图在结构主义方法论指导下致力于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重建，并得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人道主义“科学”的结论。我们说，如果人道主义者过多地关注了历史辩证法的主体方面，阿尔都塞则走向了相反的一极--客体的方面，而他的“结构”最终成了一个吞食“人”的新的整体。结果，把历史发展的动因完全归结为社会结构诸要素“多元的决定”的阿尔都塞，不仅没能科学地揭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动因论的本质--主体向度与客体向度的有机统一，反而为社会的发展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最后一章论述了以“否定的辩证法”命名自己哲学的阿多诺，用自己独有的“无调式想象”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思想传统给予了彻底的否定。他改变了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肯定维度，把“否定性”或“非同一性”看作辩证法的根本特性。他否定了从古希腊以来所有的哲学本体论，也颠覆了海德格尔以“此在”为基点乔装打扮了的“系动词本体论”。在他的眼里，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宏大叙事”和法西斯主义“同一性”暴力走到了一起，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精神发展到了反人类的境地。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概念中所蕴涵的“同一性”倾向在阿多诺这里被消解了。当然，作为悲观主义者的阿多诺是因为理性“总体性”或“同一性”的过多消极方面才起而反击，但他又觉得人类又不能没有理性。与阿多诺对待理性的矛盾心理相关，他企图用一种艺术化的“星丛”来修复理性，然而，他过多地关注理论的否定而对现实革命实践报以悲观的态度只能使自己的理论建构付诸于一种虚幻般的诗情画意之中。从他这个角度讲，阶级革命的.“宏大叙事”以及个人的现实解放，都不能在“同一性”逻辑中找到合理依据了。卢卡奇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总体性”终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