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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与产业的合作是知识经济的时代主题。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各国经济增长乏力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孕育兴起，全球经济结构和竞争格局面临着重大调整，各国政府都在积极推进公共研究与产业的更深融合。在中国，中央政府出台了各项法律法规来引导和激励科学家参与产学合作的活动，各地方政府则设立各类人才计划和合作专项来吸引科学技术在当地的产业化。科学家面临着与产业合作的诸多激励，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合作动机，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走出“象牙塔”参与到与企业合作的商业化活动中。 然而，尽管高校和企业的关系不断变得密切，产学合作变得越来越普遍，这种商业化的行为仍然面对诸多争议。不少学者认为这与科学家传统的职责和使命相背离，会给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带来诸多的负面影响，包括对科研时间的占用和挤压、研究兴趣的转移和研究成果质量的下降等等。学者们对于影响产研合作的政策环境（专利激励）和组织设计(TTO)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但是，却没有从科学家个人对政策的认识和响应这一视角来探究影响合作的因素。本文尝试在科学家个人层面上，从科学家参与商业活动的合作动机切入，试图探索科学家对产学合作的消极评价态度对其行为策略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并且尝试以科学家心理为桥梁将宏观制度环境与微观个体行为衔接起来，分析影响科学家决策的政策作用机制。 论文借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个体对外界变化的心理认知这一分析视角，提出了本文研究的四个主要假设。假设1:科学家对与产业合作影响其职业发展的负面评价越高，其参与产研合作的可能性就越低。假设2:消极评价在合作动机对科学家合作行为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假设3:法律环境对消极评价的中介机制发挥着调节作用。假设4:科学家寻找合作伙伴的能力在法律环境对消极评价中介作用的调节之上发挥着进一步的调节作用。 实证研究中，我们在中科院范围内选取研究样本，根据各所规模随机选取大约五分之一的科研人员发放调查问卷。发放问卷5700份，回收后用于验证分析的有效问卷共有2747份。在对样本数据进行解读的过程中，首先采用基本描述统计对数据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接着对于本文所用隐变量进行证实性因子分析，保证所确定相应指标变量测量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最后采用逻辑回归的方法对模型进行验证分析。在数据的处理和分析过程中主要运用了Spss和Mplus两大统计分析工具，得到研究成果和发现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科学家对商业活动的消极评价对其合作行为选择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时消极评价的态度在合作动机对合作行为选择的影响中存在着显著的中介效应。第二，法律环境和科学家寻找合作伙伴的能力对消极评价的中介效应发挥着显著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