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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族群边界成为国际人类学讨论的核心范畴之一。本文选取了从贵州迁移至昆明生活的一群布依族拾荒群体为研究个案，研究少数民族移民在城市适应与族群边界建构之间的关系，以都市微观民族志的方式呈现研究过程，展现进入都市的少数民族正在经历的社会文化变迁过程。 全文分为导论、正文、结论三大部分。导论部分对国内外关于移民的研究、族群边界建构的理论进展进行了文献回顾，阐明了问题意识、研究意义、理论视角、研究框架及其研究方法。 在正文部分，文章的第一章通过对布依族拾荒群体生计模式的考察，揭示了在适应城市的过程中，布依族群体在经济生活方面的生存策略捡渣渣，他们的捡渣渣生计方式，他们不似一般的个体拾荒者独自外出捡渣渣，他们以举家迁移和安营扎寨的方式，发挥全家最大化的劳动力，加入昆明的拾荒大军，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建立具有族群标识的职业边界;第二章通过对拾荒布依族群体的聚居点——布依巷的考察，可以看到:“布依巷”的特殊性在于以族缘关系为纽带，以共同的居住空间和共同职业为载体寄居在城中村中形成了明显的族群边界，哪里有租金便宜、适合从事堆放渣渣的地方，几户甚至几十户布依族家庭便会将其租下和族而居。城市的拆迁改造并没有导致布依巷的消失，它以流动的同业聚居的模式存在于城市的角落里;第三章重点考察了布依族在城市生活中的精神世界，通过研究布依族过节的场景、闲暇生活和宗教信仰生活，反映了布依巷不仅仅是物理边界，同时它是带有乡土气息族群文化的精神边界。虽然在适应城市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他们做出了一些文化策略方面的调试，但是从家乡移植过来的文化生活为族群边界的建构增添了维持其边界效应的实质性内涵，成为布依族适应城市生活的文化舒适区;第四章围绕“布二代”的生存图景作出描述和分析，发现布二代在适应城市的过程中形成的小圈子现象尤为突出，族群边界在生存环境改变后并没有消失，反而在城市的异质空间中成长起来;在文化传承方面，一方面布二代对于自己出生于拾荒家庭的职业环境产生了耻感，进而极力需要从外表上披上城市现代化的外衣，另一方面他们对城市的新鲜事物不加辨别的吸收，丢失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造成道德方面的缺失，迷失在进退两难的环境中;第五章重点阐释布依族拾荒群体在与他者互动过程中，族群边界建构分异化的原因。从五村的布依巷到联家社区布依巷的重构，布依族的族群边界并没有因为城市的改造而碎片化，它顽强地，隐蔽地出现在昆明的城中村，并且有复制蔓延之态。位于城市边缘社会底层的布依族群体，遭受到来自于农民工、少数民族和拾荒者多重身份的社会排斥，族群边界的重构是他们适应城市生活的生存方式，同时也是渴望生存的无奈之举，族群边界是在与主流社会不平等互动中建立的。 在结论部分，本研究的发现是:第一，布依族从贵州农村迁徙到昆明后并未融于城市的经济产业、居住格局和社会关系之中，形成了以从事相同产业、聚族而居和以族内交往为主的社会网络为特征的“布依巷”。“布依巷”为都市人类学、族群流动、文化涵化与文化变迁等诸多问题的讨论提供了鲜活的材料。 第二，移居中的文化接触并非必然导致文化差异性的消失或文化同化，由城市化形成的人口流动并不意味着族群边界的模糊与消失，布依族以其居住的族群空间——布依巷的方式构建了与他者的族群边界，验证了巴斯所提出的“明显的族性特征的保持并不依赖于族群人口的固定居住、互不接触和互不交流信息”的观点，因此族群之间的相互接触、依赖和互动并不必然导致族性差异的消失。 第三，族群边界并非由某一族群孤立地自我建构而成，而是该族群与其他相邻族群互动的结果。其中，作为城市主流群体的市民对等边缘群体布依族的态度和行为是族群边界建构的主导力量，它激发了布依族在城市化的过程中的族群意识，迫使他们自我思考“我是谁”，并形成自我的观念，感知与他者的差别，形塑出其“族内化”的社会网络，再生产了布依族的城市文化。在族群互动过程中，主流群体与边缘群体在经济、政治及权力的差异所形成双方对族群边界建构所发挥的作用的不同，也是巴斯未能关注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