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傈僳族历史上与外民族的交往程度及彼此之间的民族关系，加上边疆地区相对封闭的地理区位和交通条件，使傈僳族形成了族内婚的传统。 从社会性别的分析范式考察了傈僳族传统社会下的性别分工、两性角色及婚姻习俗，可见过去傈僳族妇女作为劳动力和生育资源，被视为家族内部的一种财产，其婚姻事宜由家族掌控。作为“家族财产”的女性通过婚姻的缔结，在父方家族和夫方家族之间转移，女性的婚嫁自主性较为缺乏。 社会变迁之下，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使边疆民族地区由封闭走向开放，改变了怒江傈僳族的生产生活方式。男女平等的社会观念逐渐普及，加上妇女通过参与社会劳动获得报酬，使家族对傈僳族女性的控制逐渐松弛。在近二十年来我国大范围的婚姻挤压背景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女性通过婚姻迁移至内地的情况越来越多，怒江傈僳族女性在男性婚姻挤压下成为了“稀缺资源”，其婚姻的自主性、自由度大为增强。作为傈僳族女性，她们以婚姻挤压为契机，实现了角色的转变，也使其在婚姻中的主体性地位得以提高。文章以大量田野资料为基础，说明了傈僳族女性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至今，在婚姻市场上作为“稀缺资源”角色的具体表现，并论证了这一角色转变对整个傈僳族的婚恋观以及族群发展带来的现实影响。 文章指出，傈僳族女性从“家族财产”到“稀缺资源”的角色转变，是社会变迁下傈僳族妇女在婚姻关系中权利、地位以及自主能力的调适过程。从传统婚制下妇女反抗包办婚的逃婚行为，到如今婚姻自主环境下女性在婚姻问题上的多样化选择，都体现出傈僳族女性婚姻观念的价值原则:追求自我需求的满足为先，个人幸福及自我实现胜过对家庭整体价值的看重。因此，傈僳族女性的婚姻选择总是与其生活理想相调试的。在社会变迁、婚姻挤压之下，傈僳族女性外嫁、回流、离婚、再婚或者招赘的婚姻行为方式都是这种婚姻观念的再现，是文化基因对现代生活环境的适应性表现。 文章主体部分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对傈僳族传统社会的历史、经济发展和社会状况进行了梳理，分析了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归纳出傈僳族女性作为“家族财产”的角色特征。第二章从基督教的思想启蒙、改革开放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婚姻挤压的现状分析了傈僳族女性现代婚姻角色——“稀缺资源”的形成背景。第三章从傈僳族女性外嫁、回流、离婚、再婚、招赘等婚姻行为的具体表现，用大量实例论证了傈僳族女性作为“稀缺资源”角色在婚姻关系中的较多的自由选择权。第四章分析了傈僳族女性婚姻角色的转变对整个族群的婚姻观念和行为产生的影响，认为目前社会群体对于傈僳族女性在婚姻关系中的自由、自主给予了充分的认同，并从观念层面顺应了女性的婚姻角色转变。第五章论证了当前傈僳族女性婚姻角色转型对傈僳族男性的影响，并从女性婚姻观念的价值原则层面剖析了其婚姻选择行为的文化根源，探讨了傈僳族女性婚姻角色的转型与女性自身发展及族群发展的关系。文章指出，傈僳族女性婚姻角色的嬗变是其自我意识的觉醒，也反映出当下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上存在的性别差异，最后，文章从两性和谐发展的旨趣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