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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人们所面临的风险与过去相比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传统工业社会的风险主要由财富分配不平等产生,表现为出现大量的贫困、疾病、失业等社会问题,可以通过法律、制度的建立进行风险治理。而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产生的现代社会风险,具有高度的人为不确定性,无法用以往的经验消除。我国现阶段正经历社会转型和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更造成传统风险与现代社会风险的叠加,因此针对我国的社会风险研究尤为重要。在我国,转基因食品问题既是由科技发展和全球化带来的人为社会风险,又可能因利益分配不公平产生传统风险,是存在于我国转型期典型的社会风险,对转基因食品社会风险的研究,可以为我国社会风险研究提供借鉴。
本文聚焦转基因食品风险沟通问题,借鉴了社会风险理论和社会风险治理理论,从我国转基因食品风险沟通主体和我国转基因食品风险沟通途径的研究出发,构建了我国转基因食品风险沟通体系,总结了我国转基因食品风险沟通的类型。通过对我国转基因食品风险沟通体系和我国转基因食品常规型社会风险沟通、危机型社会风险沟通以及政策指定型社会风险沟通等三种转基因食品风险沟通类型的分析,提出了我国转基因食品风险沟通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社会风险沟通主体参与度不高,没能形成积极主动的沟通模式。第二,社会风险沟通渠道单一,社会风险沟通不够充分。第三,社会风险沟通内容简单缺乏公正性,没有达到沟通的真正目的。
针对我国转基因食品风险沟通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提高我国转基因食品风险沟通主体参与意识、建立多元的转基因食品风险沟通渠道、加强我国转基因食品风险沟通内容的科学性和公正性等具体对策。同时,本文认为加强转基因食品风险沟通意识、建立转基因食品风险沟通制度、明确公众在转基因食品风险沟通中的重要作用是完善我国转基因食品风险沟通的重要前提。
在全球化、复合式社会风险治理的背景下,针对社会风险治理主体多元化,社会风险沟通显得尤为重要。对我国转基因食品风险沟通的研究,为构建我国社会风险沟通体系提供了依据和思路。我国应建设以政府为主导,以受众为中心,科学化、专业化的社会风险沟通体系,使我国社会风险沟通体系与我国全球化、复合式社会风险治理模式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