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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完善分税制是我国现阶段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学术界的热点所在。在财政体制变革的过程中，追求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的各级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相对平衡，以使其财权与事权统一，是各国财政管理的要点。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分权化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不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联邦制国家与单一制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是转轨经济国家，分权都已成为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种普遍存在但又十分复杂的现象。本文从财政分权理论和西方财政分权的演变与发展出发，比较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转轨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分权实践经验，以我国经济体制转型为背景，以制度和政府行为的分析为切入点和主线，主要运用综合比较分析的方法、实证研究、历史分析、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我国的财政分权问题，力图在充分理解和把握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内在逻辑上揭示我国财政分权产生及其运行的特点，指出当前我国财政分权的制度缺陷及其导致的不良后果，并在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NewPublic Management)的某些理念和西方发达国家财政分权的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我国财政分权改革的理念、原则、目标模式与基本思路。
西方的财政分权理论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并于上世纪70年代形成了所谓“财政联邦主义”(Fiscal Federalism)分支学科，在我国理论界被统称为财政分权理论(Fiscal Decentralization)。这套理论主要试图回答关于多级政府存在的理由、政府事权与支持责任、不同层级政府的收入来源、财政权限转移的效率，以及政府之间转移支付的作用和它们在联邦结构中最好的形式等相关问题。
财政分权实质就是在明确事权的基础上，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利与支出责任范围，并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决定其预算，使处于基层的地方政府有权自主设计其预算支出规模与结构，自由选择其所需要的政策类型，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其目的是使地方政府能够为民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因此，财政分权的精髓在于地方政府拥有合适和合意的自主权进行决策。本文认为政府间财政关系是具体的和动态的，人们可以通过观察政府间的行为来研究政府间财政关系。各级政府是构成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行为主体，政府行为反映了政府的目标和所面临的约束条件，政府行为一方面是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产物和结果，同时还调节、改变着政府间财政关系。因此，从分析政府行为--包括政府事权与职责划分来研究政府间财政关系更能够把握其中的本质。
关于财政分权的理论，在西方比较成形的有施蒂格勒关于最优分权的理论、夏普“依政府职能分权”的理论、艾克斯坦的“按受益原则分权”的理论、奥茨的“帕累托最优”财政分权理论、布坎南的分权“俱乐部”理论、特里西“偏好误识”的分权理论、蒂布特“用脚投票”理论及麦圭尔的补充和完善。上述诸多理论虽然从多个方面说明，财政分权本身是有意义的，完全否定行政性分权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但是，它们大都仅仅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去论证地方政府存在和分权的必要性，而没有系统地去论证财政体制的设计原则。无论怎样，西方分权理论对于财政分权的合理性与必要性都给予了一定的解释和说明，对于财政分权理论的实践，也具有极强的理论指导意义。
中国对财政分权改革的探索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我国财政制度的演变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计划体制下的集权型财政体制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条件下的“分灶吃饭”财政体制，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的行政配置手段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方式，在一定阶段起了积极的作用，但这导致了国家计划当局的管理幅度过宽及管理链条过长，从而导致了计划体制的效率低下的问题。由于中央计划与企业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与监督的成本十分高昂。改革之后逐步形成的财政包干制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当地经济与推动制度创新的积极性。然而，财政包干制所固有的体制缺陷决定了它的过渡性质。本文从中央与地方财政博弈的视角揭示了财政包干制向分税制过渡的必然性以及分税制在体制上的相对优越性，并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从委托-代理的角度分析了财政体制从包干制向分税制过渡的必然性，指出我国的财政制度变迁是一种渐进式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也具有“帕累托改进”和路径依赖的性质。1994年中国实行的分税制改革不仅仅限于税收收入的划分，而更是一种和处理政府间财政关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财政体制，适应了所面临的经济环境并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中国分税制改革除了立足于克服或消除包干体制的缺陷外，还借鉴了国外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成功经验，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划分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范围以及税收收入，而且在这一制度的推动下，建立了两套税务机构，并使转移支付更多致力于达到地区间财力均衡。我国财政分权改革已经推进了二十余年，对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促进了市场化的进程、加快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同时也没有给宏观经济稳定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当然我国的财政制度，无论是过去的财政包干制还是现行的分税制，都存在着一些较为明显的制度缺陷，因而对经济增长与经济体制转型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如拉大了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公平以及非财政性收入膨胀等问题。
从总体上说，由于财政分权加强了对于微观经济主体的权力下放，在一定程度上为市场机制的引入和发育创造了条件，从而使财政分权在事实上成为了引入市场机制的一种手段。同时，财政分权作为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明确了地方政府独立的利益主体地位，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当地经济和推动制度创新的积极性，从而推动了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制度变迁。由于财政分权尚存在较为明显的制度缺陷，导致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主要包括重复建设与地方保护主义、上下级政府对事权的推诿、政府行为的商业化和机会主义倾向、地方公共品提供规模的小型化、地区差距的扩大以及地方政府预算约束的软化等方面，所以我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仍将是今后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正因为“财政分权”已经在包括我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成为一种较为普遍并且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客观存在，本文在认真分析目前我国财政分权存在的制度缺陷及其所导致的不良后果后，超越现有的分析思路上的差异，将财政分权自身的主题回归到“政府的责任与限度”这样一个财政学的核心问题上来，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的某些理念来系统地研究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协调好中央与地方的委托-代理关系，设计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找到一种能提高地方公共物品的配置效率，同时又不失财政公平的最佳分权机制，尝试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财政分权理论分析框架，并在理论上提出有效的措施与改革的思路。本文的研究对于获得规范性政策建议和实证研究结论是至关重要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