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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讨论有关汇率的四个议题。 首先，本文重新检验Dornbusch(1976)的汇率动态调整模型，构建了考虑央行外汇政策和货币政策之政策搭配的SVAR模型，并依据理论模型及经济假设对SVAR给予长期约束条件。研究结果发现，中国自2005年7月汇改政策以来的管理浮动汇率期间，面对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冲击，央行会立即采取逆向干预来阻升，使汇率呈现调整滞后的现象。此外，还检验了货币政策冲击对实际汇率波动在样本长期与短期之下的相对解释能力，结果发现随着样本期间的拉长，越大的信息集合越能体现货币冲击对实际汇率波动的重要性。 其次，本文以ARMA-GARCH、GARCH-M及E-GARCH模型检验中国、日本及韩国1997年1月至2010年9月的实际汇率波动，以及是否存在风险溢价和杠杆效应，发现中国汇率波动最为平稳，而韩国汇率波动最大，并且存在显着的风险溢价和杠杆效应。另外考虑了央行干预对汇率波动的影响，发现日本央行干预最为有效，而韩国央行干预最为无效。此外，我们以MGARCH-BEKK模型检验中日韩三国的汇率协同波动现象，发现中日韩三国之间的汇率皆具有正向协同波动关系，而以日韩的协同波动持续性最为显着。若考虑央行联合干预，则中日汇率的协同波动性将提高，日韩汇率的协同波动性将明显降低。此外，中日及日韩的联合干预对汇率协同波动有显着的政策效应。 接着，讨论了汇率泡沫的问题。过去文献中，将泡沫(bubbles)定义为资产价格偏离市场基本面的部份。本文以Flood and Hodrick(1990)的泡沫理论模型和Meese(1986)的决定汇率的货币模型为基础，设定了包含泡沫项的汇率决定方程式，并采用状态空间模型，运用卡尔曼滤波以最大似然法进行递推估计。研究对象为中国自2005年7月汇改政策以来至2010年11月的人民币兑美元，以及1990年1月至2010年11月的日元兑美元的汇率泡沫现象。本文估计结果显示，中国和日本汇率泡沫项的泡沫参数皆显著，而泡沫项的变化和泡沫参数的梯度，皆符合样本期间汇率的走势，合理解释了汇率偏离市场基本面的情形。 最后，本文基于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定义式，推论出人民币汇率变化的调整机制，并以维持贸易总额稳定为政策目标，建立了一个通用的理论模型来说明最优货币权重的选择。此外，采用VAR模型、方差分解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发现自2005年7月21日汇改政策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受其它非美货币影响较小，显示美元在一篮子货币中具有首要地位。其后，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和VECM模型，得到人民币和各贸易伙伴兑美元的汇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反应了一篮子货币的调整机制。最后，我们还采用相关分析和MGARCH-DCC模型，对美元在一篮子货币中的首要地位作了相应的补充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