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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证券分析师在中国资本市场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众所周知，分析师通过向投资者提供各种预测与投资建议，显著的影响了他们的交易决策和资产价格。然而，分析师的作用并不局限于此。实际上，分析师对公司的关注通过作用于信息不对称和公司内部的代理冲突，能够对公司的融资、投资等一系列政策产生影响。此外，分析师本身也面临着种种利益冲突，这又会使他们对市场与公司的影响发生改变。本文利用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数据，分别以新股定价、盈余管理、研发投资为背景，探讨了分析师在中国资本市场中的行为与影响。文章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章依次给出了分析师对资产定价以及公司融资决策、投资决策、盈余管理决策的影响机制。(1)分析师行为之所以能够影响资产定价是因为他们对于财务信息的解读为市场提供了新的有价值的信息，而且他们的这一能力得到了投资者的认可。(2)分析师可以通过两种机制影响公司的融资决策:第一，分析师关注减少了信息不对称，从而减少了逆向选择问题引起的融资成本，这提高了公司对外融资的规模;第二，分析师关注减少了信息不对称，从而减少了价格偏离价值的可能（与程度），这降低了公司股权融资决策对市场条件的依赖程度。(3)分析师可以通过三种机制影响公司的投资决策:第一，分析师关注减少了信息不对称，从而减少了资本成本，这提高了公司的投资规模;第二，分析师关注对公司起到了监督作用，从而限制了经理人为了追求“帝国构建”(empire building)、“平静生活”(quiet life)等所引起的投资扭曲，这提高了公司的投资效率;第三，分析师关注增加了经理人所承受的市场压力，加剧了他们的短期主义(short termism)倾向，导致公司放弃那些长期中净现值为正的项目，这降低了公司的投资效率。(4)分析师影响公司盈余管理决策的机制有:第一，分析师的外部监督作用减少了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第二，分析师关注增加经理人的市场压力，从而导致了更大程度的盈余管理行为。 第一章还指出了分析师所面临的利益冲突:一方面，分析师需要通过发布准确的报告来建立和维护个人声誉;另一方面，为了迎合公司经理人、提高所在券商的佣金收入、承销收入、投资收入等，分析师难以完整、准确的将信息发布出去。来自后者的压力（或动机）就导致了分析师的偏差。如果市场没有对此进行矫正，那么分析师的偏差就可能产生一系列的影响。这一章给出了两个例子:(1)为了帮助公司降低融资成本，分析师向市场传递了过于乐观的信息，从而扭曲了市场价格;(2)为了帮助公司掩饰其盈余管理行为，分析师根据经理人的意愿发布相关的业绩预测。 第一章还概述了国内研究现状与本文的贡献。 第二章以IPO市场为例探讨利益冲突下分析师的关注行为。IPO市场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发行公司（主承销商）与外部投资者之间面临着巨大的信息不对称，这就需要来自市场专业研究部门——分析师的作用，特别是那些最有可能掌握内幕信息的主承销商分析师的作用。然而，主承销商分析师既存在着为新股“造势”的动机，又要维护个人声誉，那么他们在新股上市前将采取怎样的策略呢？本章认为，他们很有可能采取选择性的关注策略。换句话说，当获得关于发行公司的正面信息时，他们会完整的将其发布出去;而当获得的信息时为负面时，他们则会保持沉默。 为了研究这一论断的合理性，这一章利用2006-2012年分析师在新股上市前发布的EPS预测，从多个方面进行检验。首先，样本描述性结果显示只有14％的新股在上市之前获得了主承销商分析师发布的EPS预测，这反映了他们的关注决策可能是选择性的。其次，对EPS预测乐观程度的研究表明主承销商分析师的乐观程度显著高于其他分析师的乐观程度，这一证据支持主承销商分析师只有当获得正面信息时才会关注的论断。然后，对新股首日抑价率的分析表明主承销商分析师的关注并没有带来新股在首日显著更大的抑价率，这说明投资者没有重视他们传递的正面信息，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信息最终将反映在价格上。对新股在上市后长期收益的研究明确支持这一点:在新股上市两年之后，与没有获得主承销商分析师关注的新股相比，获得主承销商分析师关注的新股能够获得显著更高的超额收益。 2010年11月施行的《关于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要求主承销商必须对新股给出估值意见，这剥夺了他们做出关注决策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主承销商分析师为了兼顾个人声誉和“造势”，可能会按照信息时效性的长短来选择性的披露负面信息。由于短期内将会被市场知晓的信息与主承销商的声誉联系密切，因此他们可能只会将短期性负面信息纳入到估值中，而隐瞒长期性负面信息。相应的，此时主承销商估值的预测能力将主要体现在对新股短期收益的预测上。研究得到的结果支持这一点。 本章研究的贡献是:第一，不同与以往研究主要从乐观程度上来揭示分析师偏差，本章表明分析师的偏差也可以体现在选择性的关注决策上，这拓展了人们对分析师行为的认识，也充实了现有文献。第二、不同于以往的研究侧重于讨论分析师行为所引起的（短期）市场反应，本章对分析师行为与股票较长时期收益率之间关系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这为评价分析师预测能力提供了更加可靠的证据，同时也为投资者的交易决策提供了参考。最后，本章的研究为中国的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提供了借鉴。从本章中可以看到，为了在“造势”的同时维护自身信誉，中国IPO市场中的主承销商分析师做出了选择性的关注策略。然而，投资者仍然可以从他们的选择性关注行为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应当加强市场的信誉制度建设，从而加大声誉因素对分析师行为决策中的影响，从而促进他们在新股定价过程中起到更大的正面作用。 第三章从盈余管理的视角研究分析师关注在公司治理中所起的角色。近年来，新闻媒体、分析师等外部主体在公司治理中的监督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然而在现实中，他们收取“公关费”、“封口费”，与上市公司相互勾结的例子并不鲜见。这促使人们不得不对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的有效性进行新的审视。外部治理机制在怎样的情况下可能失去监督作用？监管部门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提高外部治理机制的有效性？这一章利用分析师作为外部治理主体的代替，用盈余管理作为公司机会主义行为的代替，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现有文献已经给出了分析师关注可能影响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两种机制:第一，作为外部监督者，分析师可以帮助投资者评估公司财务报告的可信程度，从而提高了公司操纵盈余的难度（监督机制）。第二，分析师在市场中的影响力使得他们的意见受到经理人的重视，因此，不愿让市场失望的经理人为了达到分析师对业绩的预测水平不得不进行正向的盈余操纵（施压机制）。然而，这两种机制都忽略了分析师本身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比如说，当分析师所在的券商希望建立、维护与公司之间的长期业务关系时，分析师可能会为公司公布的财务数字进行“造势”或“粉饰”，这便利于公司的盈余操纵。本章将这一机制称为“配合机制”。 利用2003-2012年间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章发现公司盈余管理水平与分析师关注程度显著正相关，这表明施压机制或是配合机制的影响超过了监督机制的影响。然后，本章采用高管持股比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来度量经理人所承受的市场压力，在施压机制下，随着这两类持股比例的提高，分析师关注对公司盈余管理的正向影响应当更加明显。然而，结果与之相反。最后，为了检验配合机制，考虑到主承销商分析师更有可能取悦公司，本章采用主承销商分析师的比例来度量分析师群体对公司的迎合程度。研究发现，随着主承销商分析师比例的提高，分析师关注与公司盈余管理之间的正相关程度显著提高。这一证据支持配合机制。在采用工具变量法控制内生性以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 这一章的贡献在于:第一，从面临的利益冲突出发，本章提出了分析师关注影响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一种新的机制——配合机制，这拓展了文献对分析师行为如何影响公司治理的认识。第二，为了完善公司的外部治理机制，本章提出了包括健全新闻媒体、券商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防火墙”机制，鼓励市场中各个治理主体之间的竞争，以及加强市场信誉制度建设等在内的一系列建议。 第四章从研发投资的角度研究分析师关注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众所周知，创新在促进经济增长，赢得未来竞争中具有关键作用。然而，我国目前的研发投入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如何减少创新的瓶颈与制约已经成为当前的热点话题。在影响公司研发投入的种种因素中，分析师所扮演的角色较少受到学者的注意。最近，He和Tian(2013)针对美国市场的研究认为，在市场压力下的经理人有减少研发投入来提高短期业绩的动机，而分析师对公司的关注由于增加了经理人的压力，导致了研发投入的进一步减少。本文将此称为“施压机制”。 尽管开创性的研究已经出现，但是对于施压机制的讨论并未终结。特别是，He和Tian没有探讨对于这一负面影响的解决办法。作者利用来自中国市场的数据，讨论了公司治理中的两种重要机制——大股东和经理层持股在减少分析师负面影响中的作用。一般来说，大股东的存在可能在经理层受到市场压力时提供支持，从而缓解了经理层在过大的压力下采取短期行为的动机;此外，经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也可能使他们减少有损于公司长期价值的短期行为动机，这两者都可能减少分析师关注通过施压机制所引起的负面作用。 分析师关注对公司的研发决策并非只有负面作用。作为专业的研究人员，分析师也可能对（高度复杂的）研发项目进行有效的解读，从而减少股东与经理层，以及公司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这一方面避免了股东对公司业绩的低估，减少了经理层在外部压力下放弃研发投资的可能;另一方面又降低了资本成本，提高了研发项目的净现值(NPV)，相应的，公司的研发投入增加。本文将此称为“解读机制”。 本章利用创业板公司数据对上述两种机制进行检验。在控制住内生性之后，本文发现公司研发投入与分析师关注程度负相关，这说明施压机制的影响超过了解读机制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与控股股东担任总经理职务的公司相比，在控股股东不担任总经理职务的公司中，这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大而且高度显著。这显示了只有当控股股东参与公司经营并理解研发项目的价值时，才能够避免施压机制的影响。此外，研究表明随着经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分析师关注与研发投入之间的负相关程度显著减少。这证明了经理层持股能够有效减少施压机制对创业板公司研发投入的负面影响。最后，我们也得到了支持解读机制的证据:随着分析师关注程度的增加，信息不对称（用Amihud非流动性指标来度量）、融资约束两者与研发投入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相应减少。因此，在中国资本市场中，分析师关注分别通过施压机制与解读机制从不同的方向影响了创业板公司的研发投入决策。 这一章的贡献在于:第一，本文首次研究了分析师行为对中国上市公司创新活动的直接影响，而且识别出了这种影响实现的具体机制。这丰富了企业创新主题的研究。第二，现有关于分析师主题的研究多是探讨他们对投资者交易行为以及公司股价的影响，本文则指出了分析师行为对实体经济活动（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这拓展了文献对分析师在中国市场中所起角色的认识。第三，针对分析师关注的负面影响，本文探讨了大股东（以控股股东为例）和经理层持股这两种机制的治理作用。相应的，本文提出了完善控股股东与经理层之间的沟通机制、增加经理层持股等建议，从而对分析师关注“趋利避害”。 第五章给出了关于未来研究方向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