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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迈入了第35个年头。如果说前三十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那么近五年来，在全球金融危机与债务危机的拖累下，我国的经济增速开始放缓已是确凿无疑的事实。防止宏观经济波动、保证经济平稳增长已代替高速增长成为我国政府目前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事实证明，近几年来发生的经济危机往往与金融市场的信贷规模盲目扩张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些现象都说明:若要防止我国宏观经济出现较大波动，金融发展是一个有效的切入点。以往的学术界研究专注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对金融发展与经济波动的联系给予的关注仍然较少。这将是本文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本文通过研究发现:在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是非线性的。金融发展的初期，金融发展能够缓解经济波动，但当金融发展超过某个水平后则会反过来放大经济波动。不过在目前的制度环境里，我国大多数省份处于金融发展缓解经济波动的阶段。 本文认为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整体的影响时，金融发展所处的制度环境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在我国，这种制度环境突出表现信贷规模不断扩张过程中出现的金融错配与信贷约束现象。中国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在实体经济部门转型与市场化进程上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由于金融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以及金融行业经营的巨大外部性，我国一直以来对金融行业实行严厉的控制，这一控制的历史作用是防止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恶性投机将我国初成的金融体系摧毁，对躲过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2008年以来的世界性金融危机起了防波堤的作用。但是，严厉控制的另一面也约束了中国商业银行的手脚，导致金融行业的市场化改革严重滞后于实体经济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应地，非国有经济部门虽然在国民经济中已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信贷融资上却反而受到诸多显性或隐性的歧视。本文将首先分析在民营企业信贷融资受到约束的制度经济里，整体经济效率是否存在损失。随后再以此作为切入点、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信贷约束下金融发展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具体而言，笔者首先思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在金融要素配置存在所有制歧视的环境下，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往往获得更多金融资源，这种现象是否会拖累整体经济效率从而造成国有企业效率以及整体经济效率的双重效率损失？利用1987年——2004年28个省市间的面板数据，我发现无论在技术效率还是技术进步上都存在着效率拖累的现象。但是，造成这两种拖累现象的原因互不相同。除此之外，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两种不同的效率指标上发挥的作用也各不相同。 其次，在明确了信贷约束造成的整体效率拖累后，笔者将思考这种市场化转型过程中所伴随的金融资源配置的扭曲是否会改变原本金融发展和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如果会改变，那么它将削弱还是加强金融发展对经济波动的作用？更进一步，这种金融资源错配环境下的信贷歧视是否会削弱了整体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构建了一个一般动态均衡模型。模型假设边际产出较高的民营企业却在信贷融资方面受到了约束。我们发现，在均衡时由于金融发展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功能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具体体现为非国有企业在信贷方面受到了约束、投资严重不足。而在没有充足资金投资的条件下，非国有化占比提高反而会削弱金融发展对经济波动的缓解作用，并且会加剧外部冲击放大经济波动的作用。 本文一共分为七章。第一章是导论，将阐述本文的理论研究背景和现实研究意义，并提出研究问题。随后，本章将以金融发展为线索梳理以往文献的研究脉络。本章还会简要的分析全文的逻辑框架和内容架构。本章的最后将简述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以及基本的研究方法。 第二章是指标的选取与测度。本章将明确本文即将探讨的几个核心概念的指标度量。本章还论述了以往文献使用过的衡量金融发展、全要素生产率以及经济波动的指标测度。然后，本章简要分析了每一种指标测度方法的优缺点，并明确了本文选取指标测度的方法和理由。 第三章探讨的主题是民营企业受到信贷约束是否会带来整体效率拖累。本章运用数据包络分析Malmquist指数的方法估算出各省市历年的全要素生产率，以此衡量各个省市的经济效率。随后，笔者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两种不同的效率指标。通过回归分析，本文发现由于国有企业总能获得倾向性的贷款，因此在技术效率上存在着双重损失。即国有企业占比提高会减缓技术效率的增长速度，并且由于信贷约束的存在，上述减缓作用会伴随着金融发展程度的深化而被进一步加深。也就是说国有企业不仅自身效率低下，还将拖累整体经济资源的使用效率。在技术进步方面，我们得出的结论与一般文献有所不同。由于民营企业贷款受到约束，其在技术进步上存在着技术拖累。这是因为民营企业融资困难，尤其在长期贷款的融资上更是捉襟见肘。而技术进步需要长期投入，并总是伴随着一定的风险，且资金回报周期长。于是，得不到长期贷款的民营企业只好将其有限的融资大都用于维持现有的生产规模，从而民营企业未能发挥出其应有的技术进步潜能，进一步拖累了整体经济的技术进步增长速度。 第四章将构建一个一般动态均衡的模型，分析在均衡状态下信贷约束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我们假定市场上存在两种企业，一种企业资金充足，但边际产出较低;而另一种企业则在信贷融资上存在约束，却有着较高的边际产出。模型发现，由于信贷约束的存在，金融发展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功能无法得到充分发挥，以至于边际产出较高的民营企业得不到充分的资金投资生产。于是，在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形下，经济波动将会因此被放大。 第五章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本章先是通过简单事实数据与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波动存在非线性关系。即，在金融发展的初期，金融发展是可以缓解经济波动的。然而当金融发展超过一定程度之后将反过来加剧经济波动。这与一般国外文献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在此之后，本章将利用我国28个省市从1976年到2010年的面板数据来验证上一章模型中提出的假设检验。我们将在信贷约束的条件下，重新审视金融发展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在给定非国有经济受到信贷约束的情况下，笔者通过在计量模型中引入非国有企业占比与金融发展的交乘项，来量化非国有占比提高是如何影响金融发展与经济波动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非国有化程度的提高反而将削弱原先金融发展对经济波动的缓解作用。这个结论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通常我们都认为民营中小企业更加具有活力和重新能力，但是本章的结论说明如果没有给予其充足的贷款融资而盲目地扩张非国有经济占比反而不利用金融发展烫平经济波动。 第六章将关注信贷约束下外部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笔者将第四章的模型稍加改动，分析了几种类型外部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是否会因为部分企业在信贷融资上的限制而被放大。本文发现均衡时技术冲击以及信贷歧视程度的波动会因为边际产出较高的企业融资受限的原因而被进一步放大，并且本章还通过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验证了相关假说。 第七章是总结与展望，首先，本章归纳了全文各章节得出的结论，并分析了本文的不足与缺憾，并对以后的研究方向做出了展望。本文可以从更加详尽的微观行业数据入手进一步验证相关结论，并挖掘更深层次的原因;另外，本文也还可以从模型选择与假设上着手，放宽假设条件以得出更加严谨与全面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