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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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抑价”是我国新股发行的三大异象之一，通常用IPO定价效率进行衡量。2014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新股上市首日涨跌幅实施限制，维持其44％的上限，但这种限制对抑制IPO抑价，提升IPO定价效率是否有效还有待考证。目前多数研究单方面从政治关联或风险投资的角度来分析对IPO定价效率的影响，鲜有研究考虑到是否二者还会相互作用，进而对IPO定价效率产生影响。为此，本文选取2014-2016年中小板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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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抑价”是我国新股发行的三大异象之一，通常用IPO定价效率进行衡量。2014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新股上市首日涨跌幅实施限制，维持其44％的上限，但这种限制对抑制IPO抑价，提升IPO定价效率是否有效还有待考证。目前多数研究单方面从政治关联或风险投资的角度来分析对IPO定价效率的影响，鲜有研究考虑到是否二者还会相互作用，进而对IPO定价效率产生影响。为此，本文选取2014-2016年中小板上市公司的数据构建随机前沿模型和横截面回归分析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1)在2014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限制后，我国股票一级市场仍显著存在抑价现象;(2)政治关联可以显著提升IPO定价效率。这是因为在一级市场上，存在政治关联的公司出于寻租的目的使得新股发行定价更高，在二级市场上，投资者担忧“掠夺之手”的存在而减少股票的购买，降低交易价格;(3)风险投资对IPO定价效率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这是因为在我国风险投资机构认证作用不强，反而是逐名效应在起作用;(4)政治关联和风险投资的相互作用会降低IPO定价效率，但效果并不显著。这是因为在风险投资机构加入公司后，存在政治关联的公司往往不去运用风险投资机构的专业能力，从而弱化政治关联者和风险投资机构之间的矛盾关系。最终，本文认为为了进一步提升IPO定价效率，企业需要注重协调好政治关联、风险投资等相关利益者的关系，政府应当鼓励企业引入风险投资，进一步深化IPO定价市场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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