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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在世界版图上延伸，诉说着沿途各国人民友好往来、互利互惠的动人故事。如今，一个新的战略构想在世界政经版图从容铺展——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以来，“一带一路”陆续推进。2015年2月1日，“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立;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了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愿景，以及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的行动方针;2015年12月2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随后“一带一路”建设加速推进。 当前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而又复杂的变化，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陷入了衰退。全球目前正在从“大稳定”时期向“大停滞”时期转变，地缘政治问题加剧，逆全球化趋势泛起，民粹主义泛滥，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在此国际背景下，中国已历经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保持了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基本形成。逐渐从资本输入国转变成资本输出国，对外投资额从2006年的211.6亿美元增长到了2015年的1456.7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居世界第二，近十年间增长了6倍。但与此同时，2008年之后，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持续下滑，出口增速明显下降，从2008年的17.2％下降到2015的-2.94％，同时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也正在从美欧日等国家和地区转向东盟和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未来对外投资与出口需要转向新的市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着巨大的潜力，将有更多的发展空间。技术方面的合作也在开始陆续开展，并且已经取得一定效果。在国内，中国从东部沿海城市开始，由东至西的开放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且趋于固化，于此同时矛盾、限制、瓶颈同时加剧显现。“一带一路”的建设，可以从路上和海上多方位全面提升中国的开放水平和开放层次，加快开放进程，尤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覆盖中国广阔的西部地区，通过区域合作，将极大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产能过剩，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实体经济处于转型的关键期。基础设施已基本趋于饱和，钢铁、水泥等行业也出现了明显的产能过剩迹象。处于经济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急需寻求新的战略突破口。因此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输出中国的过剩产能，带动“一带一路”国家发展的同时促进中国的资本输出，扩大出口，带动西部地区发展，因此在经济上“一带一路”具有重大的战略推动作用。如何有效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产业合作是重要抓手，提出切实可行的产业合作建议是“一带一路”建设持续有效进行的关键。国际产业合作是双向的合作，但是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者，中国率先与沿线国家进行出口、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合作方式的产业合作便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首要任务，因此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单向的与沿线国家进行的产业合作。 “一带一路”战略所覆盖的地区范围极广，涉及亚洲45国、中东欧16国、独联体4国、非洲1国共64个国家，各个国家差异较大，中国与这些国家进行产业合作采取的方式各不相同，不可能用统一的理论进行分析，无法套用国际上已有的一种产业合作模式加以分析。已有的研究产业合作文献相对比较零散，主要是研究某一产业合作的方式选择，比如单独研究对外直接投资或者出口等，缺乏一个系统的产业合作选择的分析框架。因此本文吸收产业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一些理论之上，结合国际上已成功的三种产业合作模式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情况进行分门别类的分析。在这一框架下衡量出各个国家各个行业的技术优势水平，基于此根据中国与东道国的各行业技术优势差距情况选择适合的产业合作方式，分析哪一类国家适应哪一种方式的产业合作，同时分析影响产业合作的主要因素，并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新特征将其原有的理论进行拓展，最后挑选出适合的合作方式和合作方向，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提供政策建议。 针对以上情况的分析，本文将分为八个章节进行详细讨论，具体的安排如下: 第一章，引言部分，在历史背景、国际背景、国内背景下分析“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产业合作的概念及主要成功的产业合作模式进行梳理，介绍本文的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 第二章，理论基础，对产业合作相关的理论进行梳理，对产业合作模式，对外直接投资，出口和技术合作等相关文献进行了分析整理，同时对现有的“一带一路”产业合作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以此为基础找出内部的理论联系和关键的影响因素，为构建本文产业合作模式选择的分析框架奠定基础。 第三章，理论机制梳理，现有的研究产业合作的文献，主要是针对某一种具体的产业合作方式，如对外直接投资等进行分析。本文在对已有的理论文献进行归纳之后，利用传统的产业合作相关理论搭建起了产业合作模式选择的理论框架，理论分析框架主要包括产业合作模式选择及影响因素分析两部分。首先挖掘筛选出产业合作模式选择的关键性因素——技术优势，同时其他因素也是产业合作模式选择的重要衡量，因此为涵盖其他影响因素，本文选择各国分行业的出口显性附加值指数。由于该指标即表现出口量在全球的相对水平又能够表征技术水平，因此作为筛选指标能够兼顾到技术优势以及其他影响因素。然后在静态分析的基础上，对其产业合作模式选择进行分析。最后结合最新的国际经济学理论，分析主要影响因素基础设施对技术优势的影响，进而分析出随着“一带一路”的进一步推进，基础设施会对产业合作的模式选择出现动态的影响。 第四章，现状分析，这一部分对中国近年来的产业合作主要方式对外直接投资、出口与技术合作的演变现状和历史进行分析，交待本文的现实背景。中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数量正在增加，总体出口增速有所放缓，正在开展广泛的技术合作，同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比重正在增加，而技术合作也有所提升。 第五章，产业合作模式选择，这一部分对从理论文献梳理中归纳出的分析框架进行深化，给出逻辑严密的推理，根据构建的产业合作模式选择的分析框架，得出产业合作模式选择的基本结论。不仅要确定产业合作的选择方式，还要确定产业合作的区位选择。根据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及产业比较优势的分析，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产业比较优势分布无太大差异，国家整体优势有一定差异，相对于分布较为集中，说明“一带一路”国家较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优势差异不明显。同时依照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行业优势差异情况来看，基本呈正态分布，说明中国的行业优势水平基本处于“一带一路”国家中等位置，具有较大产业合作空间。借鉴已有的产业合作模式，选择适合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混合策略，即从比较优势的行业和比较劣势的行业两方面寻求产业合作，率先从中国技术差距较小的国家开始对外投资方式的合作，与具有技术领先优势的国家可以开展技术合作进行产业合作。 第六章，基础设施对产业合作的影响，既然产业合作选择的主要基准是技术优势，使用一国的出口技术水平来衡量国家的技术优势，根据Melitz(2003)异质性企业分析框架，在引入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分析出了基础设施影响一国出口技术水平的理论机理。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检验，将一国的基础设施分为三类: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基础设施和电力基础设施，分析各种不同的基础设施对技术优势水平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的改善有利于“一带一路”国家出口技术水平的提高，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之后，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制度环境的改善会为建设利益共同体发挥关键作用。在所有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因素中网络基础设施和政府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国家出口技术水平提高，并且良好的网络基础设施和政府效率会吸引FDI的流入，加强外部知识积累，进而会提高出口技术水平。同时本文又进一步分析发现网络基础设施与政府效率对提高出口技术水平的作用存在互补作用，而交通基础设施与法律执行效率对吸引FDI的流入具有替代作用。 第七章，产业合作其他影响因素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作为产业合作的主要方式，其受许多因素影响。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理论认为市场规模、自然资源、基础设施、贸易联系、制度环境和距离等因素对投资的区位选择有着关键性的影响，本文则基于计量的实证检验来挖掘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投资的关键性因素。同时对外直接投资又会对出口产生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出口创造效应，随着投资的增加对出口具有拉动作用。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设施联通也会对产业合作中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两种方式产生影响，已有的设施联通对出口影响明显，而对外直接投资则不明显。 第八章，政策建议部分，本文的研究直面当前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和重大战略举措，需要为相关领域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和借鉴。因此，还需要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在已有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合作基础之上，从产业合作的模式选择、基础设施视角、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投资出口创造和设施联通等方面，提出了相关的政策措施。 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产业合作模式选择的一般性分析框架，并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一些重要问题做出了回答。本文的创新点和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已有的研究产业合作的文献较为松散，主要是研究某一单一产业合作的方式选择，比如单独研究对外直接投资或者出口等，缺乏一个系统的产业合作选择的分析框架。而本文则构建了一个一般性的产业合作模式选择的分析框架，衡量出各个国家各个行业的技术优势水平，基于此根据中国与东道国的各行业技术优势差距情况选择适合的产业合作方式。 第二，在研究视角上，已有的研究产业合作影响因素的文献主要是基于自然资源和制度环境等研究视角，而对基础设施影响产业合作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都较为缺乏。考虑基础设施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重点分析各国在基础设施完善之后，基础设施对各国技术优势产生影响，因而会影响到未来中国对这些国家的产业合作选择。 第三，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现有的实证研究大多数将全球主要国家作为研究样本，缺乏针对性。而本文的研究则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对象，基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展开分析，可以详细的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本情况。 第四，在研究指标的选取上，现有的研究没有对“一带一路”国家各个国家通过分产业划分对的技术优势进行过衡量分析，而本文则是借鉴樊纲等(2006)的方法计算产品出口的技术附加值，结合Hausmann et al(2007)、杨汝岱和姚洋(2008)的计算一国综合技术指数的方法，计算出世界各国的综合出口技术水平即国家显示技术附件值指数(GRTV)。运用Hausmann et al(2007)和洪世勤等(2015)的方法计算各国各个产业的技术水平(IRTV)，然后测算出“一带一路”国家的总体技术水平及各产业技术水平。因此，结合比较优势的内涵，将其作为产业合作选择的基准。 第五，结合本文的研究框架和研究视角，通过系统性分析目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产业合作的基本情况。根据我们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提供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政策建议。